《政府采購法》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具有特殊性，只能從有限范圍的供應商處采購的貨物或服務”，或者“采用公開招標方式采購的費用占采購項目總價值的比例過大的貨物或服務”的采購(以下簡稱“適用條件”)，可以采用“邀請招標”方式，我們不難看出，上面這兩種“邀請招標”方式的適用條件規定得比較原則，不夠具體，特別是其中的“特殊性”、“有限范圍”、“比例過大”等限制性的規定，解釋的余地和執行的隨意性都較大，從而導致實際工作中就存在著許多弊端，如，有的利用“邀請招標”來規避公開招標，有的暗中指定邀請對象等等，嚴重地擾亂了政府采購的市場秩序，甚至于產生了嚴重的腐敗問題，而要能真正從源頭上“規范”和完善邀請招標采購行為，就必須要從細化這種采購方式的適用條件入手。

    一是要對“適用條件”中的“具有特殊性”一詞作出更加具體而又比較規范的解釋。由于采購項目的“特殊性”決定項目是否可以采用“邀請招標”方式采購的重要因素，實際工作中各種規避公開招標而采用“邀請招標”方式采購的一大借口，就是各自強調了采購項目的種種“特殊性”，如，著急要用，要有專業性的服務網點等等情況，而這些“特殊性”是否合理、是否規范，就無從“考證”，更無法下結論，因為法律上并沒有對“特殊性”一詞作出相應的具體規定，因而就缺少了公認的參照標準和判斷依據，這就給制造“特殊性”留下了更大的空間、借口或理由，因此，為了規范和約束各種“借口性”的特殊性，就必須要細化符合法律意義和法律規定上的特殊性，以讓真正具有法律意義上的特殊性“制度化”，便于其采用“邀請招標”方式采購，而對其他非“制度化”的一般意義上的“特殊性”，則明確規定不予考慮，不準其使用“邀請招標”方式采購，這樣對“特殊性”作了制度化的具體規定，就能更好地規范“邀請招標”方式的使用了。

    二是要對“適用條件”中的“采購費用占采購項目總價值的比例過大”的“過大”情形作出細化。《政府采購法》第二十九條二款明確規定，采用公開招標方式的費用占政府采購項目總價值比例“過大”的貨物或服務，也可以采用邀請招標方式采購，但，這個比例究竟達到多大時，才能稱得上是“過大”的情形，目前，卻還沒有一個具體的判斷標準，這就給實際操作帶來了難度，因為這“比例”的高低，是否能稱得上是“過大”的情形，也是決定采購項目能否采用“邀請招標”方式采購的一個重要依據，而如果缺少這“過大”的比例標準，自然就會造成“邀請招標”方式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隨意性了，進而就難以有效地規范政府采購的行為了，因此，對何時才能稱得上是“過大”的比例，就必須要有一個量化的判斷標準。

    三是要對“適用條件”中的“只能從有限范圍的供應商處采購”的“有限范圍”一詞進行細化。從采購方式的使用情形來看，盡管采購項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如果其供應渠道較多或供應范圍較廣時，那也不能采用“邀請招標”方式采購，而只有在“只能從有限范圍的供應商處采購”的情況下，才能使用“邀請招標”方式來采購，因此，這“有限范圍”又成了是否可以采用“邀請招標”方式采購的一大條件之一，而何種情形才能稱得上是“有限范圍”，同樣需要對其進行細化，否則，仍有不少的漏洞可鉆。

    從上面可以看出，要全面規范“邀請招標”采購方式的使用，就必須要對其適用條件進行全面的細化，只有增強了適用條件的可操作性，才能同時增強采購操作的嚴肅性和規范性，也才能真正從源頭上規范好這種采購方式的選擇和使用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