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的回顧
    1.1 馬克思流通觀的正面與反面
    馬克思根據對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大量資料分析，把交換（流通）從生產領域分離出來，變成一個獨立的經濟領域，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由生產、分配、消費的“三分法”變成生產、分配、交換（流通）、消費的“四分法”，從而確立了流通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這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
    流通是什么？馬克思認為：“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關系的總和”（馬恩全集第23卷 第188頁）。全部相互關系又包含什么？馬克思既講到了流通是商品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又講到了交通工業以及消息、書信、電報等傳遞業在流通中的重要性，因此馬克思確立了流通包含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大流通理論。在生產與流通的關系上，既講到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又講到社會綜合經濟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產過程將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上。
    但馬克思在設計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的社會模式時，在不少領域包括流通，完全陷入了空想社會主義。由于生產資料完全歸社會所有，實行全面統一的計劃化，按勞分配，所以認為不需要商品與貨幣，這樣馬克思又走向了科學流通觀的反面，為社會主義實踐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1.2 列寧的流通實踐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提出用直接的產品交換來代替商業，用經濟關系的實物化來代替貨幣交換。但結果走進了死胡同，列寧的偉大在于敢于承認錯誤，他說：“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誤了。”（《列寧全集》第42卷，1987年版第176頁），他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在流通方面認為要十分重視商品貨幣關系。“新經濟政策”使蘇維埃度過了難關。
    1.3 斯大林與毛澤東的“無流通論”或“輕流通論”
    由于對社會主義本身認識的錯誤，斯大林否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只承認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互換勞動，認為商品貨幣關系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在他逝世前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才認識到不能完全否定商品經濟，不能完全否定價值規律，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這就是蘇聯模式中的“無流通論”或叫“輕流通論”。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流通模式的探索，先后成立了商業部、外貿部、糧食部、農產品采購部、水產部、第二商業部、城市服務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物資部，但始終沒有走出“重生產，輕流通”的格局，與斯大林的“無流通論”一脈相通。
    1.4 鄧小平的流通創新
    小平同志專門對流通問題進行論述不多，但他的流通思想極為豐富，鄧小平同志的流通思想是鄧小平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點是：第一，按經濟規律辦事，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為我國商品流通體制改革與流通產業發展確定了一個總前提；第二，流通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是一個整體，要互相促進；第四，流通要為人民生活與生產建設服務，人民生活水平標準同生產力標準一樣具有重大意義；第五，改革是流通產業發展的動力；第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仍然必須加強對商品市場的宏觀調控；第七，發展國際大流通，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才能提高綜合國力與市場競爭力。改革開放以來流通體制改革與流通產業發展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進行的，今后流通的改革與發展仍要堅定不移地堅持鄧小平理論。
    我對鄧小平流通思想的研究表明，在小平同志的流通思想中最核心的是兩條，一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必須充分利用與善于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發展一體化大流通。二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是改革開放的試金石，必須實施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體制的綜合改革與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協調發展。實踐證明，誰要偏離這一方向就可能犯錯誤。
    1.5 新一代領導人在流通問題上與時俱進
    新一代領導人，根據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對流通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比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搞好流通極為重要，是消費通過流通來決定生產，只有現代流通方式才能帶動現代化生產，大規模的流通方式才能帶動大規模的生產。”（2002年2月25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國際形勢與WTO”專題研究班上的講話）。朱镕基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真正搞好，解決好流通問題最重要。”“只要把流通領域的問題從理論到實踐正確地解決了，那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就基本建成了。”（1994年10月中旬在山東視察工作時的講話）。李嵐清同志指出：“流通是現代經濟的火車頭。現代流通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血脈和神經，是各種生產要素集結、整合與聚變的載體，是決定經濟運行速度、質量和效益的引導性力量。”（2001年9月17日在紀念鄧小平同志“發展高科技、實現現代化”題詞10周年暨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所在市市長座談會上的書面講話）。吳儀同志指出：“沒有流通的現代化，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運行效率也就不可能得以提高。”（2002年1月21日在“全國推進流通現代化工作現場會”上的講話）。
    這里我想說明兩點：第一，領導人講的流通是大流通，即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總和，不是單純的指批發與零售即商流。但實際上我們講到流通時，常常是以狹義流通為對象的。第二，領導人把流通的重要性講透了，但在實際工作中，在國民經濟的總體運行中卻沒有得到認真執行，形成了理論與實踐兩張皮，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講的那樣，“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的影響，‘重生產、輕流通’的觀念烙印很深，這也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朱镕基同志也指出：“什么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流通規律，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掌握。”
    二、我對當前中國流通業的六點看法
    2.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流通業特別是批發、零售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流通體制改革經過起步、發展，目前處于深化階段，從總體上看，流通體制改革滯后，遠遠沒有完成；流通產業發展處于社會化、現代化、市場化、國際化的中期；中國雖形成了買方市場格局，但消費者主權階段還沒有真正到來；重生產、輕流通的烙印很深，嚴重影響了中國流通業的健康發展。
    2.2 影響中國流通業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四項，一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目前已進入最后沖刺期，改革深化，結構性調整加快。二是中國人民生活水平進入小康，消費結構升級。三是中國加入WTO，加快與國際接軌。四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從片面追求高增長，向以人為本，經濟、社會、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決定了中國流通業的模式、特點與趨向。
    2.3 流通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或先導產業
    1995年，我在《人民日報》理論版提出了“流通三論”，即“流通決定論”、“流通調節論”與“流通一體論”。
    “流通決定論”講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流通決定生產，亦即市場需求決定生產需求。“流通調節論”講的是商品流通是國民經濟運行的調節器，晴雨表。“流通一體論”講的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一體化運作、內外貿的一體化運作、城鄉流通一體化運作與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流通的一體化運作，協調發展，不能人為所分割。我仍堅持這一觀點。
    2.4 要明確提出流通生產力，在基本實現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經營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兩個轉變之后，要實現第三個轉變，即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由生產決定型經濟向流通主導型經濟轉軌。誰創造財富？是生產部門。后來小平同志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促進了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那么如何看流通，實際上也可以講是如何看待服務業，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不承認流通可以創造財富，但實際上，利潤的空間，就業的解決，流通業占了重要地位，所以要明確提出流通生產力的概念，流通速度、流通效率的提高，特別是電子商務、現代物流、供應鏈管理等作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將對國民經濟質量的提高、我國產業的全面升級、經濟運行方式的改變起到關鍵的作用。
    2.5 中國的流通業要從“六低”轉為“六高”
    “六低”即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論低、流通效率低、消費率低、市場集中度底、信用體系完善度低與市場體系協調發展度低。要著力發展六高，一是提高流通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度。二是提高流通引導生產、促進消費的中介作用。三是提高流通業的市場集中度，建立大流通格局。四是發展流通生產力，提高流通效率。五是提高流通業運行中的信用體系等級，規范市場秩序。六是提高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協調發展水平，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提高在國際上的綜合競爭力。
    2.6 堅決同“重生產、輕流通”的觀點與做法徹底決裂。“重生產、輕流通”，“內外貿分割”等等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解決也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既要解決，就要下定決心，觀念的解決是很痛苦的。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有三個“一切”，即“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沖破，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堅決改變，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中央講了，商務部在流通業的改革與發展上必須有所作為。
    三、商務部的職能與運作
    3.1 鄧小平流通思想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與兩個市場，以大流通為手段，達到優勢互補，加快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當今世界已不存在要不要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與兩個市場的問題，而是如何充分利用與善于利用的問題。現代流通的發展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內在動力。我認為要明確八點：
    第一，這里講的“資源”與“市場”，不僅是指物質資源與商品市場，同時包括生產要素的所有方面，如勞動力、金融、知識產權、信息服務、物流等等。因此，在研究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與兩個市場的總戰略中，不僅要在商品生產與商品市場上下功夫，同時要在服務資源與服務市場上下功夫。而中國目前在這兩方面有些頭重腳輕。
    第二，要著力培育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與兩個市場的主體，亦即內外貿一體化運作的主體企業。不能再區分外貿企業與內貿企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應一視同仁。政府的責任是營造環境，規范運作，讓企業去優勝劣汰。中國缺少的是國際性大企業集團，即領軍企業，中國現有3萬多家裝備制造企業，無一家能躋身世界500強。中國的前10強零售企業無法與沃爾瑪、家樂福等國際前10強相比，中國的批發企業無法與日本的九大綜合商社相比。所以我主張在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主體上要走三條路，一是運用政府推動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辦法，培育大制造商、大批發商、大零售商與大物流商，我講這一觀點并不否認中國的批發零售業要以中小企業當家。實踐已證明全球6.5萬家跨國公司通過其強大的跨國流通成為主導經濟全球化的主體。二是流通企業股份化、民營化，國有企業也要改制成公有制的其它形式，特別是股份制公司。三是放開手腳，讓企業參與國際經營，推行貿易自由化政策。
    第三，要充分利用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這一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與勞務輸出。用好用足中國的勞動力資源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頭戲。中國要利用世界產業的重新布局，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世界工廠、世界制造中心和勞務出口大國。我認為目前還不是，嚴格意義講還只是一個“加工中心”。
    第四，要從平衡國內市場的供需與國家經濟安全出發來運作進出口貿易。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是內需主導型國家，長遠看，國民經濟的增長主要靠國內需求，不可能靠出口需求。如何運作好國內市場是重點，但任何國家都要運用進出口貿易來調劑余缺，實現國內市場的供需平衡與經濟發展。國內經濟發展對國外依賴性過高或國內短缺資源出口過多都會對國家經濟安全造成影響。
    第五，“請進來”與“走出去”要有機結合。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與兩個市場，給了我們一個巨大的國際空間，經濟的全球化已把生產與消費推向全球，超越了一個國家的地域概念。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主要強調“請進來”，實施資金、人才、技術引進，吸引外商到中國投資，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仍然要這樣做，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都缺資金、人才與技術。但目前我們已有了一個較好的工業基礎，已進入重化工時期，已到了可以“走出去”的階段。在這方面我們要向日本學習，日本走的是“引進—國產—出口”之路，中國做得并不好，在不少領域，走的是“引進—落后—引進”的怪圈。如裝備制造企業長期依靠國外技術，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少，這種狀況已到了必須徹底改變的時候了。“走出去”要作為一個重大戰略來考慮，不同的行業、不同的部門情況各異，可以各自為政，但必須強調一點，即“走出去”的不僅是產品、資金、技術、人才，還要有服務，依靠服務來擴大經營與增值空間。
    第六，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最好的是特區與開放地區，所以才有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唐與山東半島的快速發展。一國兩制的香港、澳門在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與兩個市場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這一經驗說明，要有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與兩個市場的載體。我認為東南亞自由貿易區與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推進以及中國沿海港口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七，從一個國家來講，國外資源與國內資源，國外市場與國內市場，既是相對統一，又是相對的獨立。加入WTO，既有國際統一的游戲規則，但從保護民族利益出發，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律規范。因此，國內外兩種資源與兩個市場的利用是建立在法制基礎上的。我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由于經驗不足，吃了不少虧，多交了不少學費，國內的法規建設遠遠落后于國際規則的完善。
    第八，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要有一個基礎，一個立足點，這就是國內資源與國內市場。中國是一個人均資源十分貧乏的國家，所以要堅持科學發展觀，不能竭澤而漁。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因為中國經濟處于快速發展期，中國13億人口已進入小康。國內市場目前存在五大問題，一是市場秩序極不規范，信用度低。二是農村消費升級緩慢。三是市場主體不成熟。四是要素市場落后于商品市場的發展。五是市場中介組織作用不到位。國內市場的開拓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影響，要綜合治理。我以前提出要念“六字經”，即改革消費體制，調整消費政策，改善消費環境，改變消費觀念，培育消費熱點，促進消費升級。消費率偏低一直是改革開放以來沒有解決的大問題。我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應適度提高消費率。可以從60%左右提高到65%左右。
    3.2 商務部的職能轉變與功能升級
    第一，中國的商務部不等于美國的商務部，也不是日本的經濟產業省。中國在流通管理上并未形成大流通格局。美國的商務部是對全國經濟進行綜合性管理與調控的重要機構，包括經濟發展、進出口貿易、國內商業、電信與信息管理、統計、專利、海洋與氣候、標準與技術、人口調查等。而日本的經濟產業省是產業與流通的綜合管理部門，實施商工管理一體化，內外貿管理一體化，產業資源、資金配置一體化，縱向、橫向管理機能一體化，對日本經濟發展有巨大影響。所以，我認為商務部的改革并未到位，雖然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但大流通的格局是全世界的客觀規律。
    第二，融化內外貿分割體制之堅冰非一日之功，內外貿分割是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有其特有的歷史條件，也起過巨大的功績。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內外貿分割與市場經濟體制背道而馳，是對市場經濟的反動。但長期形成的模式與觀念已根深蒂固，要改變非一日之功，所以我在今年4月5日商務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講，商務部的成立，從組織上解決了內外貿一體化管理的問題，但組織上入黨并非完全解決思想上入黨。所以我主張從制度上、思想上、機構設置上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
    第三，在商務部成立時，我曾提出希望商務部抓“四個一”工程，即制訂一個全國流通業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流通體制改革必須有一個統盤考慮，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流通的產業發展也必須有一個總體規劃，分步實施；制定一部“中國商法”，商法美國有，日本也有，中國應該有；建設一個完備的信用體系。中國的信用體系等級極低，已到了無法承受的程度。編寫一本黨政干部《流通基礎知識讀本》。這是我在內貿部時就提出的主張，一直沒有實現，我希望商務部時代能夠實現。以提高黨政干部的流通意識。
    第四，根據國務院的改革方案，商務部的主要職責共有14項，呂福源同志曾明確提出商務部要努力建立一個政策統一、高效暢通、內外貿合一的流通管理體制。但實際運行的結果并不理想，原因有三條：一是全國并未形成大流通總格局，商務部改革不到位，力不從心。二是商務部是原外貿部與國家經貿委中的內貿局拼裝起來的，并未形成大融合，還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三是內外貿一體化管理沒找到突破口與立足點，加上地方機構設置不統一，不少省市仍然是內外貿分割的體制，加大了這一工作的難度。薄熙來同志就任商務部長以來，加大了內外貿一體化的工作力度。我認為商務部的主要職能是對商品市場的監督與調控，可以歸納為六個方面：
    第一，對全國商品市場進行總體布局，并對市場運行進行有效監督控。
    第二，通過進出口貿易（貨物與服務）平衡國內市場，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的交流與合作，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
    第三，實施國家儲備與市場調節儲備制度，建立價格調節基金，實施對國家級批發市場、期貨市場、商品博覽會的指導體制，按市場運行狀況調節稅收政策。
    第四，加強對流通領域的法律、法規與制度建設，特別是信用體系建設，整頓與規范流通秩序，真正從人治走向法治。
    第五，通過流通環節引導生產，促進消費。按市場經濟規律，特別是供應鏈管理原理，所有的商品生產必須實現拉式推動，即按需求—訂單—采購—生產—流通—消費的規范運作。在這方面商務部應該有所作為。
    第六，支持與推動新的流通體制、流通模式與流通方式的建立，發展流通生產力，實現從生產推動型經濟向流通主導型經濟的轉變。
    內外貿一體化管理，我從來不認為要把內外貿半斤八兩，周恩來同志講過，外事無小事，在機構設置上外貿領域多一點，人員配備多一些是應該的，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商務部不僅要實現政企分開，還要實施政事分開、政會（協會）分開，不要去干那些不應該管，也干不了、干不好的事。
   
    （2004年10月15、16日在商務部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