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丁俊發與《經濟界》雜志社社長李蘭的對話
　　訪談時間：2007年10月23日14：00-16：00，
　　訪談地點：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
　　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發展良好，但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
　　李蘭：我們對企業家連續進行了15年的跟蹤調查，發現今年宏觀經濟情況是全面高漲的。但是，有些學者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期不是很樂觀，和我們調查中企業家反映的狀況差異很大。所以，我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樣看待當前的宏觀形勢的?
　　丁俊發：從經濟上看，我認為十七大描繪的景象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黨中央的確是站在全球、全局來觀察與研究問題的。但具體的實施還要靠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和企業家來積極運作。從今年的宏觀指標和總體情況來講，大體形勢還是不錯的。但是，我覺得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我認為一個突出的問題還是結構性問題。如消費、投資和出口對經濟發展拉動的結構性問題;一產、二產、三產的結構性問題，以及一產、二產、三產內部的結構問題;工業、農業、服務業產品結構問題;東部、中部、西部的區域經濟結構問題;城市和農村的結構問題。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結構問題;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結構問題;國內與國際市場的結構問題等等，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結構問題。所以，我認為，經濟與社會領域中存在的結構不合理，是許多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根本原因，實現結構調整、結構優化，現存的很多問題就容易解決。但結構的優化調整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李蘭：在結構性問題的調整上，我們要遵循什么樣的規則呢?
　　丁俊發：第一，要跟隨科學發展觀的思路，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可持續發展。第二，一定要講規律，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必須要遵守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個人意志不要去超越客觀經濟規律。
　　中國現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還沒有完全制度化，市場經濟的一些規律不能正常起作用，政府只能加強宏觀調控的力度。另外，舊制度的慣性作用也不利于我們完全遵循市場規律。所以，我非常同意胡錦濤同志講的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現在我們的思想并沒有完全解放。改革、發展、穩定的空間還很大，機遇還很多。
　　中國消費力不足，應提高消費拉動GDP增長
　　李蘭：除了結構性問題，您認為當前經濟發展中還存在哪些深層次問題呢?
　　丁俊發：拉動GDP增長主要是要依靠消費，投資和出口。這幾年投資過熱，消費偏冷，外貿順差過大。世界各國發展的經驗證明，消費是拉動經濟發展最穩定、最長久、最可持續的因素。我不反對在經濟高速發展時加大投資力度，出現貿易順差也是一種正常現象。但很少有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像中國那樣投資率如此高，消費率如此低，比如日本在工業化時期，資本形成率最高為34%，最終消費率為60%。這一問題反映了長期以來“重生產、輕流通”的一種烙印，大家觀念上還是過多注重生產力，忽視消費力。現在的問題就集中在怎么樣才能夠轉變人們的觀念，正確處理消費、投資、出口的關系，促進消費，加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力度。
　　李蘭：這其中是不是小農意識在起作用?企業沒有考慮外部環境的變化，只重生產?
　　丁俊發：對，在這個問題上觀念的作用是很明顯的，重生產輕流通的觀念根深蒂固。另外，有好多體制性因素在推波助瀾。比如考核地方官員的政績是GDP掛帥，地方官員就注重投資，搞大項目，使得非經濟現象往往在左右經濟的發展。
　　面對消費偏冷的局面，我主張提高消費力，下一步要把增加消費作為一個戰略重點來完成。這幾年我們也一直在提倡提高消費率，可消費卻不升反降。中國很長時間里最終消費率一直在60%左右徘徊，而全球目前平均最終消費率為89%，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從1990年以來逐年下降，到2006年降到了50%，是歷史的最低點。
　　李蘭：那消費力又該如何來解釋?
　　丁俊發：講消費有三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形成最終消費率和資本形成率，二者加在一起是國內消費總和。第二個概念是講消費需求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第三個概念是消費需求對GDP的拉動力。消費的貢獻率：1991年為65.1%，1996年為60.1%，2001年為50%，2006年下降到38.9%，而全球平均為70%。對GDP的拉動力從2001年開始，已低于投資需求的拉動力。這說明我們現階段的消費力相對較低、較弱。
　　資本形成率是指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1990年的資本形成率是34.9%，2005年和2006年都是42.7%，而全球的平均資本形成率是21%，我們比全球的平均水平高出20個百分點。和當年處在工業化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相比，最高時期的資本形成率也不到34%，這說明我們的投資力過強、過大。
　　發達國家制造業向中國轉移，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使中國出口大增。2006年，在出口總額中，外資企業占58.2%，進口總額中，外資企業占59.7%。2007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達到71.7%，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達到23.9%，出口需求拉動經濟增長2.8個百分點，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這種局面根本不可能長久維持。
　　2006年消費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是38.9%，投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達到40.7%，出口達到20.4%。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投資拉動了4.3個百分點，消費拉動4.2個百分點，出口拉動了2.2個百分點，我認為這一結構顯然是不合理的，或者說極不合理。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城鎮化加速，還要全面實現小康，消費、投資、出口的三者關系處理不好，不僅會影響經濟發展，同樣會影響改革與穩定。
　　李蘭：那您認為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有些什么辦法?
　　丁俊發：我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研究消費，系統提出了“消費六論”，即：改革消費體制，調整消費政策、改變消費觀念、改善消費環境、培育消費熱點、促進消費升級。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首先是改革消費體制。如住房分配體制、醫療體制、教育體制、領導干部配公車體制、公出報銷體制等等。
　　第二是調整消費政策。如鼓勵小轎車私有化政策、信用消費政策、個人消費稅政策、禁止用公款高消費政策等等。
　　第三是改變消費觀念。如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消費觀念、先生產后生活的觀念、“明天”的錢“今天”不能花的觀念、重商品所有權輕商品使用權的觀念、合理消費同艱苦奮斗對立起來的觀念等等。
　　第四是改善消費環境。首要的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把住房、看病、教育難“三座大上”搬掉，讓老百姓無后顧之憂。如果說這叫軟消費環境的話，還要改善硬消費環境，如道路、水、電、氣，商業業態與布局，服務業態與布局等等。
　　第五是培育消費熱點。如住房消費、小轎車消費、家用電器與通訊消費、旅游消費、家政服務消費、文化體育娛樂消費等等。
　　第六是促進消費升級。城市從千元級向萬元級與十萬元級推進，農村從百元級向千元級與萬元級推進。但消費升級的關鍵是收入的增長，而中國城鄉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大大低于GDP的增長速度，我認為是不妥的。特別要加大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降低基尼系數。
　　李蘭：但是這些年我們的主旋律都是在說節約，在人們生活中很少提消費。您是如何看待二者之間相互關系的?
　　丁俊發：我認為，應當提倡鼓勵消費，反對浪費，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中國早已進入買方時代，產品供大于求，如不鼓勵消費，工農業生產的商品就會大量積壓，就會出現產能過剩，就會出現大量出口。但對資源短缺的產品要提倡節約，如節水、節地、節電、節油、節木等，并不是不讓大家消費，而是應該節約資源、節約能源。除此之外，作為個人，如何消費則完全由個人可支配的消費能力決定，我們不要去過多的干預。但有三種消費要反對，即毒品的白色消費、黃色消費與公款“紅色”高消費。
　　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在中國已出現不同的消費階層。這就要求我們的零售業態與服務業態滿足不同階層人們的消費需求。譬如百貨店、超市、購物中心、品牌店、便利店、步行街等等。批發市場也要從第一代、第二代向第三代、第四代發展，實現商場化。飯店、餐飲業、家政服務業、中介服務業等都要向多元化、多樣化發展。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各種消費之間也是相互配套的，我們目前還不能完全實現。比如，中國的舊貨市場不發達，就會制約人們的消費更新行為，要素市場不完善，就會影響商品市場的繁榮。中國的服務業不發達，使消費的廣度不夠，消費是經濟發展最后的落腳點，改善人民生活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目的。這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李蘭：那您覺得未來的經濟發展趨勢是怎樣的?比如說從明年以后，消費、投資、出口這三者間會有一些什么樣的變化趨勢，我們要警惕一些什么問題?
　　丁俊發：中國現在處于經濟起飛階段，總體上講，這幾年的經濟發展速度還是比較穩定的，波動不大。我認為到2050年以前，中國經濟保持8%左右的增速是不成問題的，但中間肯定會有一定的波幅。因為，根據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經濟增長期的經驗，如果中國社會比較穩定的話，達到這個速度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近幾年，特別是今年，GDP的增速有點過快，但不能講經濟已經過熱，只是局部有點過熱。
　　中國從1979—2006年GDP增長了9.7%，1989—2006年增長了9.2%，2003—2006年增長了10.3%，但是我們的人均家庭收入，1979—2000年城市和農村都增長了7%， 1989—2006年城市增長了8.9%，農村增長了4.9%，2003年—2006年城市增長了9.2%，農村增長了6.2%。顯然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居民的人均家庭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現在的GDP增長。這些數字反映出，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過低，我們在第一、二次分配時并沒有全面關心到老百姓的收入，特別是農民的收入。把過多的錢都搞基本建設了，使老百姓并沒有完全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且收益的分配過多依賴財富，扭曲了按勞分配的本質要求。
　　有些學者認為，現在由于投資過度，已經是產能過剩了，我認為需要具體分析。有些產業實際生產能力大大低于實際設計能力，生產力閑置，這確實產能過剩，但大多數產品，我認為主要是消費不足引起的，不能從遏制生產去解決。
　　出口過多，順差過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因為中國有些產品供大于求，國內消費不了，企業只好擴大出口，也有能力去占領國際市場。二是外資進到中國辦廠進行生產，并不完全是為了占領中國市場，同時要占領國外的產品市場。所以，它們生產的產品許多是面向國際市場的，對中國來講并不是產能過剩，不能去阻止出口。三是我們現在的確消費不足，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增加得比較慢，貧富差距在拉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比較大，但是他們缺錢，再加上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他們有很大的消費顧慮，現實消費變成了潛在消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的年均儲蓄率在40%以上，在國際上很難有這樣高的指數。所以并不是說我們的總供給大到不能控制的程度了，而是現在消費沒有拉動起來。
　　李蘭：政府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應該怎樣進行角色定位?
　　丁俊發：在這幾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比較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并不太理想。突出的問題包括投資過熱，出口的順差太大，通貨膨脹開始出現苗頭，社會保障體系進展過慢，地區發展不平衡等等。所以，政府關鍵是做好兩方面工作：第一，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正如十七大講的：“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賴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力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講得非常好，但一定要切實去執行才行。
　　第二，抓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并舉。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表明政府從注重經濟發展開始轉變到關注社會民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的政府是經濟政府，政府角色的轉變難度很大。作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對經濟領域的好多問題是不管的，應該更多地去關心社會建設，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很多的問題，如社會保障體系、財政金融政策、就業率等等。
　　中國物流總成本高，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
　　李蘭：大家都知道物流是宏觀經濟的先行指標，具體用什么指標來衡量?
　　丁俊發：首先，先說明一下什么是物流。傳統物流主要是指運輸與倉儲，它是要解決商品生產與消費在地域和時間上的差異，且運作過程是分割的。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全球化，傳統物流轉向現代物流，物流運作從生產與流通企業中分離出來，出現了專門的物流服務商，他們利用市場化的物流資源與信息技術，實現采購供應物流、生產物流、銷售物流和回收物流的一體化運作，實現裝卸、搬運、運輸、倉儲、流通加工、信息處理等功能整合。目前，全球物流已從傳統物流經過實物配送、綜合物流向供應鏈物流發展。
　　國際上一直通行的指標一是社會物流總費用。它是指一年產生的GDP要在物流方面花費多少成本。物流總費用由三部分構成：運輸費用、保管費用和管理費用。2006年，中國物流總費用是3.8萬億，其中，運輸費用為2.10萬億，占物流總費用的54.7%;保管費用為1.23萬億，占物流總費用的32.1%;管理費用為0.50萬億，占物流總費用的13.2%。
　　二是物流支出總費用與GDP的比率。2006年為18.3%。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比率在8%左右，顯然它們的物流成本比我們低。這反映出它們的發展是集約式的，而我們是粗放式的發展模式。當然，中國存在一些特殊的因素，比如中國處于重化工階段，物流成本肯定比較高，而美國等國家的服務業已經占了GDP的60%-70%了，服務業的物流成本就不會那么高，這是不可比的因素。但物流總費用占GDP的比率是國際上運行的衡量標準，中國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倍多，從另一方面又意味著我國物流業的發展空間還比較大。
　　三是物流的增加值以及在第三產業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2006年我國的物流業增加值是1.4萬億人民幣，在第三產業的增加值中的比例是17.1%，說明物流產業已經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是在快速發展的生產性服務業，是一個朝陽產業。
　　四是第三方物流在整個物流市場中所占的比例，就是說在我們整個的物流市場里面，通過第三方物流企業來運作的比例是多少。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在20%-30%，中國的這一指標應該在8%左右，沒有精確統計。這說明，大量的物流活動都是生產企業和流通企業自己在運作，這再次反映出中國物流業的上升空間是比較大的。物流外包與物流企業的一體化運作，是國際發展的總趨勢。許多跨國的咨詢公司如埃森哲等，都到中國進行物流市場調查，他們的結論是：第一，中國的物流市場很大，物流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起關鍵作用;第二，中國的物流業處于初級階段，中國人還不太熟悉現代物流;第三，到中國來會水土不服，要本土化，著眼于長遠，不要追求眼前利益。
　　我們國家自己創造了一個指標，叫做社會物流總額。2006年，中國的物流總額是人民幣59萬億。它包括五個部分，第一是工業品物流總額，第二是農產品物流總額，第三是進口產品物流總額，第四是再生資源物流總額，最后一個是單位與居民物品物流總額。這五個部分加在一起的物流總額為59萬億。反映了物流的總需求。
　　李蘭：在和歐洲物流業進行比較后，我覺得我國對這個領域的重要性還沒有認識得很清楚。您認為我國的物流業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丁俊發：物流業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標志之一，中國的物流業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的，可以概括為“兩高一低”。
　　1、物流總費用與GDP比率明顯偏高。2006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仍高達18.3%，比美日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倍多。(詳見表1)
　　表1：中國、美國、日本物流總費用占GDP比率
　　國家
　　年份中國美國日本
　　199124.010.610.5
　　199223.010.19.9
　　199322.49.99.8
　　199421.410.19.3
　　199521.210.49.5
　　199621.110.39.3
　　199721.110.29.3
　　199820.210.19
　　199919.99.98.8
　　200019.410.18.6
　　200118.89.58.4
　　200218.98.78.3
　　200318.98.5
　　200418.88.6
　　200518.6
　　200618.3
　　從這張表中可以看到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在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物流費用過高，屬于典型的粗放經營模式。二是中國在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例過低。GDP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只占到39.5%，與美日等發達國家三產比例高達70%—80%的份額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明顯落后。這是造成我國物流成本占GDP比率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的兩個主要原因。
　　要改變這一落后狀況，出路只有兩條，一是大力發展現代物流業，二是增加服務業在GDP中的比例。按“十一五”初步設定的目標，服務業增加值201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3個百分點，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下降2個百分點。
　　2、物流總費用中的倉儲保管費及管理費用明顯偏高。我國與美國、日本相比，差距最大的在于物流的組織管理水平。目前我國物流管理費用與GDP的比率仍高達2.5%，美國和日本均只有0.4%。我國管理費用太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體制性和機制性約束，部門分割、壟斷，地區封鎖的現象依然突出，尚未建立公正、公平、公開的物流競爭市場，沒有形成可控與自由運作的現代物流機制。
　　保管費用的差距，也反映我國物流水平較低。我國物流保管費用高，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庫存水平高。據我們初步核算，目前我國歷年積累的社會商品庫存額與GDP的比例高達20%以上，而美國這一比例只在3%左右。我國社會庫存過高，占用資金較多，不僅造成所占用流動資金周轉速度慢，據統計，目前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流動資金年周轉速度只有2.1次，重點生產資料流通企業只有2.8次，大大低于發達國家10—20次的周轉速度。社會庫存比重過高，資金周轉速度低，這既帶來巨大的資金占用成本，又實際上減少了企業的收入，降低了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同時，容易誘發各種債務危機，不利于社會擴大再生產。(詳見表2)
　　表2：中國、美國、日本物流費用占GDP比率
　　中 國美 國日 本
　　運輸
　　費用保管
　　費用管理
　　費用運輸
　　費用保管
　　費用管理
　　費用運輸
　　費用保管
　　費用管理
　　費用
　　199113.37.53.25.94.30.46.53.50.5
　　199212.77.23.15.93.80.46.23.30.5
　　199312.86.63.06.03.60.46.33.00.4
　　199411.66.83.16.03.80.46.02.90.4
　　199510.67.33.26.04.10.46.32.70.4
　　199610.77.23.26.03.90.46.12.70.4
　　199710.47.43.36.03.80.46.02.80.4
　　199810.36.73.26.03.70.45.82.80.4
　　199910.66.03.36.03.60.45.82.60.4
　　200010.16.03.25.93.80.45.72.50.4
　　20019.95.93.15.93.20.45.52.60.4
　　200210.06.12.95.52.80.35.42.50.4
　　200310.45.92.65.42.70.4
　　3、物流業總體水平明顯偏低。
　　第一，有效物流需求與有效物流供給都不足。除東部沿海外資與中外合資企業以及部分產業物流需求釋放較好外，大部分制造企業與流通企業仍處于“大而全”、“小而全”的運作模式。而中國的物流企業除少數5A級企業外，大多功能不足，無法承擔大中型企業的物流外包業務。
　　第二，物流集中度低。根據社會物流統計制度，由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進行的2006年中國物流企業50強排序，超過100億的有4家，超過50億的有8家，超過10億的有34家，第50位只有3.5億元。第三方物流企業一體化服務功能差，第三方物流企業的營業額在整個物流市場中的比例不到10%。
　　第三，物流信息化水平不高。不僅物流公司的信息網絡不健全，全國性和區域性現代物流信息平臺更缺乏。
　　第四，物流基礎設施在“十五”有了較大投入，高速路、港口貨物吞吐量、集裝箱吞吐量、鐵路運營效率等都處于全世界前列。但由于沒有形成綜合運輸體系，多式聯運差，運輸技術與組織方式落后，成為現代物流業發展的瓶頸約束。2006年，全國物流貨物增長與運輸能力增長差5個百分點。
　　李蘭：你認為哪些是妨礙中國物流發展的重要因素?
　　丁俊發：第一個是制造與流通企業的運作模式約束。每個企業都習慣于“小而全”、“大而全”，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社會化、專業化、市場化程度低，這是小農經濟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特點。
　　第二是體制性的約束。這種約束把好多的物流資源和市場分割開來，這是發展物流市場最忌諱的問題。所有的領域，特別是壟斷性行業，像鐵路，郵政，電信等等，都要在這方面進行改革。比如外國的物流公司能成為一個國際企業，進入全球供應鏈，物流功能一體化運作，是因為他們可以購買到全球的物流資源。可是進入中國后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體制約束，它們在中國有錢也難于得到必需的資源。這也說明資源配置在現有體制下不順暢。
　　第三個制約因素是第三方物流企業的功能約束。處于發展初期的3PL，功能比較單一。高端服務水平欠缺，擠在倉儲和運輸領域惡性競爭，物流公司的發展又制約與人才，物流人才短缺。
　　第四個制約因素是物流技術與裝備還比較落后。比如說信息化水平，標準化水平，裝備水平不高。
　　供應鏈管理正在逐步為企業家們所重視
　　李蘭：您覺得今年的物流發展有什么新特點嗎?針對這些特點，國家應采取哪些應對措施么?
　　丁俊發：2007年，物流業發展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點。第一，這幾年物流企業快速發展以后，開始重組。包括國外一些國際化的企業開始并購國內的企業，國內的一些企業互相之間也在重組，這意味著競爭加劇，物流業的集約化程度會提高。
　　第二，物流的理念，特別是供應鏈管理理念，逐步深入到一些企業家的思想中。在我們的調查里，接近50%的被調查者認為，企業管理中最應該重視的是供應鏈管理，大家都開始認識到供應鏈管理的重要性。制造業、流通業與物流業的聯動發展會加速。
　　第三個特點是，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對宏觀的推動力度。從國務院有關部門到地方政府都提出了發展規劃，物流發展環境有所改善，基本形成了從東到中西部發展的大格局。
　　李蘭：剛才您特別提到供應鏈管理，這對于中國的企業來說，有些什么機遇和挑戰?
　　丁俊發：從現在的總體情況來看，中國的企業家對供應鏈管理還不是很熟悉，但是已經開始起步了。所謂供應鏈管理，就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及跨國集團的興起，企業產品生產的“縱向一體化”運作模式，逐漸被“橫向一體化”模式所代替，圍繞一個核心企業，不管這個企業是生產企業還是商貿企業，其中的一種或多種產品，形成上游與下游的戰略聯盟，上下游企業涉及供應商、生產商、物流商、金融商與分銷商，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一體化運作。
　　一體化供應鏈物流管理的精髓是實現信息化，它可以通過信息化實現物流快捷、高效的配送，并整合整個生產過程，從而大大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說，一個企業發展供應鏈管理要緊緊把握以下七個要點：一，以一個核心企業為軸心，以信息網絡技術為支撐，在供應商、生產商、銷售商至最終用戶間形成網鏈體系;二，要改變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的商業運作模式，完成企業內部流程再造，優化供應鏈管理;三，參與供應鏈各方協同運作的整合度，包括信息的透明化與公開化，協同運作的速度，以及配合的準確度，實現無縫鏈接;四，對市場需求與客戶訂單快速反應，提高客戶滿意度;五，保證供應鏈全過程的低庫存率與高周轉率，有效降低成本;六，要把準時交貨率作為重要一環;七，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供應鏈管理隊伍，并建立績效評估標準。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的企業在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七個重要方面：一，要轉換理念，逐漸熟悉并理解供應鏈管理這一新的運營模式;二，企業要把客戶需求放在第一位，建立供應鏈拉式系統。先確定需求再按需生產，減少產品過剩和缺貨的風險;三，實施企業供應鏈流程再造，要對企業資源進行整合、流程進行優化，并根據需求及時修正與改進;第四，建立起供應鏈環節中企業間的信任度，這是實施供應鏈管理的一個基本條件;五，企業在供應鏈中既要成為主角，又要扮演好配角;六，企業有戰略目標定位后，必須有戰術定位，從小處著手，從實際情況出發，切忌蠻干;最后一點，要廣泛應用信息網絡技術，如何建立企業內部以及與外部相通的信息網絡系統是一個關鍵因素。
　　李蘭：外包是供應鏈優化的很重要的環節，外包時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丁俊發：“外包”是管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把一個單位的非核心競爭力外包給專業公司去運作，它是專業化分工的必然趨勢。當今經濟的全球化，全球生產和銷售已經形成，信息化、網絡化時代也已到來，面對個性化要求及產品生命周期縮短的現狀，企業選擇物流外包可以概括為三大原因，首先，對一般企業而言，物流活動是企業的非核心競爭力，全部自營不利于核心競爭力的增強;其次，外包可以降低物流成本，從而擴大市場銷售，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再次，外包可以提高服務質量，有利于企業品牌的形成。
　　企業在進行外包活動時，首先要確定物流業務是否是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只有不是核心競爭力時才可以外包;第二，還要選擇好的物流服務商。要了解物流服務市場行情，優選物流代理企業，還要了解物流代理企業的服務業績，評估其與自己的業務是否對接，設定外包目標的滿足率;第三，不同性質的企業應選擇不同的外包方式;第四，防范物流外包的風險;第五，實現信息對稱，進行全程監控;第六，制定切實可行的外包目標體系，進入供應鏈，實現共贏;第七，建立對物流服務商的業績評價標準，實施優勝劣汰。
　　中國物流業將進入快速發展期
　　李蘭：物流體系作為宏觀形勢的晴雨表，我們可以從物流的發展來判斷宏觀經濟形勢，您認為我國物流在未來的發展中又將呈現出什么樣的趨勢呢?
　　丁俊發：我們最近在做全國現代物流業發展2008到2015年的專項規劃，對目前面臨的形勢、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研究，后面將有一些大的宏觀規劃。比如國家要規劃九個物流區域，把物流的中心城市分成三個層次，分別為一級節點、二級節點和三級節點物流城市。要培育一部分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物流企業。另外我們的一些重點產業，如糧食、能源、危險品、應急物資等領域，整個物流系統怎么運行還要進一步加強研究。
　　概括來說，在未來10年里，我國物流業的發展趨勢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物流業將邁過起步期，進入快速發展期。可以預測，未來10-20年是我國物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它的發展必然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此外，物流市場將進一步細分，比如港口物流、汽車物流、超市物流、醫藥物流、鋼鐵物流、糧食物流、冷鏈物流、書刊物流、日化物流等。與之相適應，還將出現一些專業的物流公司，它們以自己為核心，建立供應鏈，或參與別人的供應鏈，建立戰略伙伴的供應關系。城市物流與區域物流將越來越重要，物流業將與我國的城市集群、產業集群、港口集群相適應。
　　第二，政府推動、企業運作、行業自律開始協調發展。政府將創造環境，鼓勵物流企業與企業物流的發展，政府職能轉變也有利于行業組織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改革的重點之一是把一部分應該交給行業協會的職能交給協會，交得越快、越徹底越好。物流企業將從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多功能增值服務將成為主流。
　　第三，國有、民營、中外合資與外商獨資企業三分天下。經過多年的競爭、發展、磨合，國有物流企業、民營企業、中外合資與外商獨資物流企業都將在市場上有自己的定位和客戶。有10-20個民族物流企業將做大作強，走向國際。
　　第四，現代物流作為一種先進生產力，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將逐步增大，到2015年，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將下降至15%左右。物流業的增加值將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發展。物流的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標準化、信息化、法制化的推進，將使我國物流業向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靠攏。
　　第五，物流業的發展將更加依賴于供應鏈理論指導，更依賴于高科技支撐，更依賴于人力資本的投入。
　　李蘭：物流在一個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中的作用太重要了。有時候不和諧現象的出現不是政府的問題，而是社會體系建設中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面對我國物流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制約因素以及發展趨勢，您對我們的制造與流通企業有什么建議?
　　丁俊發：無論是生產企業還是流通產業，都是市場的主體，是國民經濟的主角。商流和物流的水平、市場運作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企業運作的水平。我有三點建議：
　　第一，走進供應鏈。英國經濟學家克里斯多夫講，今后不存在企業與企業的競爭，存在的只有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爭。每個企業不是以自己為核心建立供應鏈，就是進入別人的供應鏈，這是一個客觀規律，不可違抗。
　　第二，要釋放物流需求，強化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對企業本身要進行供應鏈流程再造，這里的油水很大，千萬不要小視。
　　第三，要培養人才，要有自己的采購專家、物流專家與供應鏈專家，這既是一個現實問題，又是一個前瞻性問題。
　　企業家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挑戰
　　李蘭：未來我們企業家可能面臨的挑戰是什么?
　　丁俊發：企業家可能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難以預測的國內外市場。世界的發展不是平坦的，不可預測的因素太多，帶來的是市場瞬息萬變，中國企業家不僅要面對國外市場的變化，更要應對國內市場的變化，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國際油價上漲，快挺進到每桶100美元，必然會引起國內外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曾提到，企業家面對兩大挑戰，一是不可預測的市場變化，一是難于優化的供應鏈。
　　第二個挑戰是企業家要面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變化。舊模式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確保GDP高增長，犧牲了環境，浪費了大量資源，擴大了城鄉差距，導致勞動、自然資源、資本要素價格偏低，這種模式必然轉型。企業家必須面對。
　　第三個挑戰就是如何實現經濟的增長目標。十七大提到的目標是到2020年人均GDP翻兩番，如何實現，企業是細胞，振興中華，匹夫有責，要從自我做起，如何為工業化、城鎮化、全面實現小康做出貢獻。我們在社會與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許多問題，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非常精辟地作了描述，我們每個企業都要有一種責任感。
　　第四個挑戰是企業運作模式的改變。現在已進入信息化時代，電子商務時代，現在的生產、采購和消費是全球性的，也出現了虛擬工廠，虛擬市場，虛擬銀行，如果我們的企業家墨守成規，抱住“大而全”、“小而全”運作模式不變，那必然會被淘汰，在當代，一定要提倡創新，包括業態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服務創新等等，創新才有生存力、發展力與競爭力。
　　以上這四個挑戰，哪個企業家都逃避不了，讓我們勇敢地去面對，去開拓，去擁抱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