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國經濟可謂撲朔迷離，宏觀調控亦需面臨新的形勢和思路。為剖析當前金融熱點問題、解讀經濟運行迷局，本報特采訪權威專家，自今日起推出系列稿件，主要圍繞通貨膨脹、流動性過剩、貨幣政策、熱錢涌動等話題展開探討。
俗話說：“糧價漲，百價漲。”糧價及其帶動的肉價上漲被認為是去年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而近期國際糧價持續(xù)飆升也引發(fā)了市場對今年通脹水平的憂慮。
那么，糧價上漲與通貨膨脹到底是什么關系？今年糧價有無大幅上漲并導致通脹失控的可能？針對本輪通脹，宏觀調控又應該采取什么措施？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盧鋒近日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表示，如果貨幣供應與宏觀總需求增長不至于失控，那么糧價全面猛漲并把我國通脹率拉高到兩位數的可能性就很小。而未來政策選擇的關鍵在于搞對價格、管住貨幣。
今年糧價猛漲可能性不大
記者：在本輪物價上漲中，糧價到底扮演了何種角色？從長期均衡的角度來看，我國糧價與通脹變動有無因果關系？
盧鋒：我國糧價在本輪周期仍處于上漲通道，但近一年多來糧價上漲尚屬溫和，對一般物價實際影響比較有限。
很多人認為糧價上漲導致通貨膨脹，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然而，我們對上世紀90年代通貨膨脹案例進行仔細研究發(fā)現(xiàn)，通貨膨脹也會反過來推動糧價上漲。這是因為，在通貨膨脹較高時，農民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也比較高，因而有動機增加持有具有保值功能的真實資產——存糧；同時，在通貨膨脹時期，真實利率下降甚至變成負值，強化了農戶通過增加存糧保持資產價值的動機。農戶增加存糧行為減少了短期糧食市場供給并增加了短期需求，導致糧食相對價格上漲。
記者：去年糧價漲幅遠遠低于豬肉等其他食品價格，在國際糧價大幅上漲的情況下，今年國內糧價有沒有可能出現(xiàn)“補漲”？
盧鋒：去年豬肉平均價格同比上漲50%左右，主要受藍耳病沖擊和價格波動周期影響。從長期糧食供求和價格走勢看，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我國糧食實際價格近30年來呈下降趨勢。從周期的角度來看，我國糧食實際價格在1995年達到上個周期的峰值，目前的水平仍比1995年低3成左右。
今年，國內糧食相對價格仍有可能上調，不過，如果貨幣供應與宏觀總需求增長不至于失控的話，糧價全面猛漲并把我國通脹率拉高到兩位數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通脹失控，糧價漲幅追隨CPI漲幅甚至超調都是可能的。
今年通脹形勢不容樂觀
記者：您如何看待今年的通脹形勢？
盧鋒：今年2月份CPI漲幅高達8.7%，其中確實有雪災的短期因素。下半年，月度CPI漲幅可能下來一點，但降到3%以下恐怕比較困難。對于是否應將控制通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目前方方面面仍存在疑問和爭論，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全年CPI漲幅控制在4.8%左右的目標是否能實現(xiàn)可能不容樂觀。
至于如何看待這一輪物價上漲，社會上有不同的看法，我在一個系統(tǒng)述評研究中發(fā)現(xiàn)公開發(fā)表的意見就至少有22種，這些表述大致可歸納為兩種基本視角：一種認為是結構性物價上漲問題，原因包括供給沖擊、成本推動等，因此物價上漲半年或一年后會逐步消失；另一種認為是總量性問題，如貨幣擴張、總需求增長，因而難以指望某一部門的供求關系改善將CPI漲幅拉下來。我個人傾向于認為，結構性因素確實有影響，然而從政策角度看，更應重視總量性因素的作用。
記者：為什么存在這么多爭議？
盧鋒：關鍵在于本輪通脹的表現(xiàn)與前幾輪通脹有著顯著不同。前幾輪中，物價一下子就漲起來了，剛開始大家還有爭議，但當CPI漲幅達到15%-20%時，在經濟過熱和總量失衡判斷上較快就能達成一致意見。但在新的經濟環(huán)境下，物價上漲并不是像龍卷風一樣即來即去，貨幣擴張具體推動原因和表現(xiàn)都有新特點，而且反通脹與其他政策目標存在權衡取舍矛盾，因而大家的看法比較不容易取得一致。
另外，目前中國對通脹的爭論與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上世紀60-70年代有某些相似之處。當時美國學術界也持上述兩種觀點，有的連語言表述都挺像。政府政策也承認通脹是經濟要害問題，然而實際措施選擇受到各種認識和利益牽制干擾，難以做到“手起刀落”，比較徹底地治理通脹，結果導致通脹問題呈現(xiàn)惡化趨勢，直到出現(xiàn)通脹超過兩位數的幾近不可收拾局面后，才最終給沃克爾(時任美聯(lián)儲主席)提供重手治理通脹的“建功立業(yè)”機會。
搞對價格管住貨幣
記者：應對這種通貨膨脹，宏觀調控應該采取什么策略？
盧鋒：從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看，微觀體制和宏觀調控方針也許可以用八個字概括：搞對價格、管住貨幣。所謂搞對價格，就是通過市場化取向的體制改革理順資源配置關系，不僅指放開價格，還包含產權改革、減少管制、對外開放、控制外部性成本等一系列制度層面安排；管住貨幣則是控制貨幣增長，抑制通貨膨脹。我們現(xiàn)在的情況是，這兩條都面臨新問題和新困難。在價格上，我們實行各種干預手段，雖然在短期內可以“按住”物價上漲，但是如果宏觀失衡根源沒解決，通脹壓力最終仍會釋放出來，同時還存在“一邊漏油，一邊加油”的問題。以糧食為例，一方面限制糧食出口，對糧食出口不僅有配額而且還征稅，實際上具有對糧農額外征稅效應，限制了農民從市場交易中獲得收益的權利；另一方面又大力補貼糧食生產。釋放庫存平抑糧價雖可能在短期內抑制糧價，然而如果糧食相對價格需要調整，人為抑制糧價也不利于農民形成適當的未來價格預期，并依據這一價格預期來安排明年生產的計劃或決策，因而從動態(tài)過程看，這對增加未來供給也可能產生不利影響。從長期看，仍然需要更多地讓市場供求力量來決定糧食價格，讓較少扭曲的價格信號引導農民生產決策。
在管住貨幣上，我理解貨幣學派的主張是：任何一次通貨膨脹，貨幣擴張都是必要和充分條件；抑制通貨膨脹，控制貨幣過度供給也是必要和充分條件。這并不意味著通貨膨脹僅僅是貨幣造成的，也沒有說政府是有意發(fā)票子導致通貨膨脹，更沒有說其他原因不重要。但是，貨幣學派強調，不管你現(xiàn)實生活的理由千千萬萬，最后總要通過貨幣來引發(fā)通貨膨脹；反過來，治理通貨膨脹，不可能繞過貨幣緊縮。問題在于，在通脹環(huán)境已經出現(xiàn)背景下，緊縮貨幣會感到疼痛，好比拔牙會出血一樣。
記者：如何管住貨幣？
盧鋒：根本問題仍是能否在認識上形成一點基本共識：雖然經濟政策需要兼顧不同目標，如經濟增長、就業(yè)增長、工資增長等等，然而如果同時發(fā)生嚴重通貨膨脹危險，治理通貨膨脹應當具有足夠優(yōu)先度。如果把特定環(huán)境下政策目標輕重緩急優(yōu)先度搞對了，有效操作手段設計應不存在實質困難。需要貨幣、匯率、財政等方面的政策配合，其中貨幣政策應承擔較多職能。
記者：很多學者建議用財政政策反通脹，如種糧直補、關稅調節(jié)進出口，您是否同意這樣的觀點？
盧鋒：種糧補貼政策成本不小，需要結合經驗評估其效果。從歷史經驗看，花費千億元的巨額財政對糧食進行干預，絕大部分效果欠佳，相當部分“跑冒滴漏”或者轉化為陳化糧，造成大量資源浪費。
就抑制通脹目標而言，種糧直補由于很難做到影響糧農邊際產量決策因而效果有限，地方實際執(zhí)行的種糧直補政策是一種收入轉移手段。要想通過財政干預刺激產量，難免需要直接干預糧食價格和流通，然而上世紀90年代經驗教訓表明，這類政策不必要、不合理、不可取。
至于降低進口關稅鼓勵進口、提高出口關稅抑制出口，我的看法是降低進口關稅是好事，但不能把長期手段當短期工具來使用。提高出口關稅則如同我上面講的，對開放型市場經濟運行具有扭曲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