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以前，深圳和香港之間，基本是兩條平行線。還在沉睡的邊陲小鎮和繁華的英殖民地，能扯上關系的也是諸如偷渡等一些不光彩的名詞。 
　　１９７９年以后，深圳和香港之間，漸生成一張蜘蛛網。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一國兩制”下愈加繁華的大都市，開始有了逐漸頻繁的交流合作。
　　２００９年５月９日，ＣＥＰＡ補充協議六在香港簽署，在內地同意推出的２９項市場開放措施中，有三分之一的具體措施會在廣東省“先行先試”，涉及銀行、證券、海運、鐵路運輸、會展、公用事業、電信、法律等８個領域。
　　作為與香港對接橋頭堡的深圳也由此迎來深港合作的新契機。這一兼具成本、市場、區位、科技、人才優勢和巨大發展潛力的地區，離大紐約、大倫敦等世界級國際大都會的目標又近了一步。
“五大中心”將成深港合作重心
　　在ＣＥＰＡ補充協議六進一步向香港開放金融服務業之后，深港地區有望建設成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貿易中心”、“創新中心”和“國際文化產業中心”。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五個中心”也是未來深港合作的重心，“深港聯動”將實現資金、貨物、信息等要素流動更加便捷和安全有序。
　　對比上海的“雙中心”，深港地區亦將“金融中心”放在了“五大中心”之首，中國正在形成一個多元化的金融體系。張燕生對于一東一南兩大金融中心如何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給出了自己的看法：“香港的金融中心已經高度國際化，有很好的基礎，下一步是如何通過與深圳的大都市圈、泛珠江三角洲和內地更好地整合，如何為內地這么大的實體經濟的需求提供金融服務。上海的國際化程度還差得很遠，這次的金融危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示，虛擬經濟在美國是過度，中國是嚴重不足，上海的虛擬經濟剛剛起步，需要繼續虛擬化。”張燕生預計兩個金融中心的發展方向，上海將會更加國際化、虛擬化、在岸化，而深港會更加本地化、實體化、離岸化。
　　“五個中心最關鍵是要香港和深圳如何來共同打造，核心問題是怎么能夠在香港、深圳和大珠三角之間把五個中心打造好。”張燕生坦言有很多非常難破解的問題。言及如何破解難題，他忽然“懷念”起了自己在四川干鐵路的日子：“我上世紀７０年代的時候在成都工作過８年，建設鐵路，我們說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啊，每年的７、８、９三個月，四川的三條鐵路經常塌方和滑坡。可是這次提振內需，我發現光成都就準備打造１２條和周邊相連的鐵路。而且我發現首都機場航班最多的城市，一個是上海，另一個居然是成都。”言外之意，成都把“難于上青天”的問題都解決了，得風氣之先的香港和深圳對于共同打造“五大中心”的許多問題也必將迎刃而解。
深港需聯手推動泛珠三角升級
　　“我們的大海港物流量已經是全球第一。但就香港和深圳的數字分開來看，好像還比新加坡低一點點，上海也發展很快，但深港兩個加起來，我們就超出他們很多。”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用物流業的發展力證了半小時經濟圈內深港聯手的力量，我們完全有實力期待世界最大。何況深港地區還身處中國經濟最活躍的板塊——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之中呢？
　　泛珠三角經濟區在２００３年由廣東省率先提出，得到了周邊省區和港、澳的積極響應，這塊２００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經過近幾年的區域合作，顯示出其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創造了全國４５％的經濟總量。這是一塊誘人的土地。
　　而在金融危機背景之下推出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以下簡稱《綱要》），以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市為主體，輻射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并將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相關內容納入規劃，毫無疑問會為泛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注入新能量，其構建開放新格局的思路必將為深港合作機會加碼。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為借助《綱要》實施強化合作的深港地區指明了六個方向：一是積極開展人民幣業務，包括人民幣計價、結算試點和人民幣外匯延伸的交易業務；二是協助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融資；三是建立區域性企業擔保基金和代理擔保機構；四是建立區域性的金融服務風險防范聯動機制；五是共同發展國際物流、會展、文化和旅游業；六是聯手拓展內地的服務業市場。
不同政治體制不會成為合作桎梏
　　深圳、香港地處“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不少人擔心不同的政治體制會成為合作的障礙，但李惠武表示這種擔心“沒有必要”。
　　“兩種政治體制中找到的對接點就是市場經濟。廣東改革開放３０年，我們處在一個什么樣的階段呢？處在一個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國際化帶動市場化這樣一個快速推進的階段。因為國際化的水平在不斷提升，那么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去學習西方成功的市場化的經驗。”李惠武搬出了鄧小平同志的理論，市場經濟不是劃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一個標準，而是兩個制度都能用的一個手段。“如果這樣的一個判斷已經被證明的話，那么兩種制度的銜接，就是我們向國際慣例、向市場經濟的方向去對接。”李惠武認為這并不會影響社會主義的根基，而是可以實現共贏的模式。
　　另外，李惠武認為深港合作還要加強協調機制的建立。“我們到了這個階段，要推進合作就需要政府出面來建立一個政策平臺。”他建議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立一個類似于廣東省政府和香港政府的高層聯席會議制度，下面設有專職小組，定期讓行政長官面對面的會談，然后由專職小組去解決兩地共同提出來要解決、要協調的問題。
　　就像深圳市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李羅力總結的一樣：３０年前，香港是世界走進中國的橋頭堡；３０年后，香港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橋頭堡。所以，深港合作不能“畫地為牢”，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全方位對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