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威的故事

    當加威（Javid）怯生生地出現在寧波海事法院，甚至“未語淚先流”時，法官顧雅琴無法不表示她的同情：“一個大男人，如果不是到了這個地步，不至于如此。”

    這個巴基斯坦男人在“中國小商品之都”經營著他的生意——采購小商品并托運回自己的國家。最近，他的一份提單（從巴基斯坦港口提取貨物的憑證）被寧波的一家貨運代理公司扣押了，原因是這家公司一直沒有收到義烏一家上級代理公司的運費。

    類似的“加威案”正在寧波、義烏頻繁上演。2006年全年，寧波海事法院受理的“海事強制令案件”達80多起；2007年后，此類案件呈現明顯增多趨勢，自去年12月下旬至2007年2月上旬的僅40多天內，寧波海事法院合計受理“海事強制令案件”近20起。前后近100起案件涉及外商60家，涉及一級貨代企業30多家，涉案貿易總金額達數千萬元，涉案運費總金額超過千萬元。

    去年，加威受委托采購了一批陶器、生活用具、工藝品等小商品。為了運輸這批貨物，他一直通過深圳快順通國際貨代義烏分公司托運貨物，再由這家公司委托給上海帝運國際貨代寧波分公司具體承運，貨物在寧波裝船出海。“每個集裝箱，我付給義烏的代理公司1800美元或者1900美元，高的時候2000美元或者2100美元，然后，他們會幫我解決從裝箱開始的所有問題。”

    在此之前，這種操作方式一直運作得非常順利，但是沒想到這批貨出了意外。原本，在從義烏發貨之后的一個星期內，提單就應該到達巴基斯坦的收貨方手中，但三個星期過去了，這箱貨的提單仍然不見蹤影。

    加威開始滿義烏找尋這家一度合作良好的貨代公司，但是那張曾經和善的面孔已經“人間蒸發”。

    走投無路的加威正式向寧波海事法院提出申請“海事強制令”，要求負責承運的帝運寧波分公司必須交出提單，加威向法院出示了他已經向快順通支付了有關運費的證明。

    事情最終有了一個令加威滿意的結果。由寧波海事法院出面，在加威交了3萬元的保證金之后，帝運寧波分公司交還了這份提單。一個月后，加威又從寧波海事法院取回了他的押金。

    不過，加威至今仍不十分不清楚，帝運寧波分公司為什么要扣押他的提單，他只聽說“義烏的公司好像欠了寧波公司的錢”，“但我的錢都已經付清了。”加威說。在發生“提單扣押”事件之前，加威從來沒有、也不必和帝運寧波分公司接觸，雖然，帝運才是加威的貨物的“真正承運人”。

    加威是幸運的，他的經驗也正在適用于其它“被貨代公司扣押提單”的貨主：“申請海事強制令”，強行拿回提單。“海事強制令”的出發點在于，在解決爭端之前，避免“被請求方”（此處指“帝運寧波分公司”）對貨主（此處指“加威”）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或者使損害擴大”。

    “加威案”涉及在義烏采購的國外貨主、義烏當地的中間貨代公司和寧波的一級國際貨代公司，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
委屈的“被告”

    交還提單后，那些一級貨代公司們拿回運費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這些公司之所以扣押提單，是因為那些從貨主那里攬貨、然后再委托他們運輸的上級貨代公司們，已經拖欠了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運費。而且，這些中間貨代，要么人間蒸發了，要么就是“你偶爾能夠打通他的電話，他也承認有這筆賬，但就是沒錢還”。

    杭州越華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是最近被請求執行“海事強制令”的一家一級貨代公司，起因是越華扣押了始自一家義烏中間貨代的16張提單。越華的一位人士表示，“這個貨代已經拖欠了我們190萬的運費”，而在16張提單被執行海事強制令后，越華“希望公安介入調查”，以追回運費。

    據稱，同樣是這家義烏公司，還拖欠著上海某一級貨代公司140萬的運費。

    廈門大順大國際貨運代理公司寧波分公司經理董翼介紹：“在寧波、上海，這種情況很普遍，因為義烏已經形成了這種風氣，好多年了。”在最近的案件中，該公司扣押的提單同樣來自義烏，被拖欠的運費為10多萬元。

    在成熟的貨代業者看來，一些中間貨代騙取運費的手法并不高明。董翼說，“貨代做久了，這些手法大家也都清楚了”，“但還是會受騙”。

    對于一級貨代來說，與中間貨代打交道最安全的方式是“付款買單”，“中間貨代把錢給我，我把提單給他”。而騙案大多是從這種安全交易開始的，“他先跟你做兩個月，付錢很爽快，而且，他的量會慢慢變大，你的利潤看起來也是蠻好的”，“接下去他會跟你說，要么我們月結”。所謂“月結”，即由原來的“付款買單”變成“提單照樣給，但3月的運費到4月10日給你”。

    于是，漏洞出現了，因為“3月初到4月10日之前，中間貨代手上會積累一筆運費”。“義烏的貨主都是看到提單就付錢的”，“貨主那邊的錢他已經收了，一級貨代的錢他還沒付”。

    在幾次“月結”之后，這些中間貨代的出貨量會越來越大，它們甚至“不惜以低于運費的價格到義烏攬貨”，“船公司報價1000美金，他報800”。

    之后，它們將作出最后一擊。“到最后一兩個月時，比如，他8月給你出了很多貨，9月10日，跟你打個招呼，說他周轉有點困難，結款要拖幾天，可能一直拖到9月底。這時候，他手上已經積累了兩個月的運費了，并且金額非常非常大，然后，他就會逃之夭夭。”“幾十萬美金是很正常的，有時候甚至更多。”董翼說。

    而一旦這種情形出現，貨代鏈便告斷裂。對于一級貨代公司來說，“沒有收到運費，我肯定要扣押提單。”而對于無法憑提單收貨的貨主來說，“申請海事強制令”便成為當然的選擇。
脆弱的貨代鏈

    這些倍感委屈的“一級貨代”公司們，都經過嚴格的資質認證，注冊資金在500萬以上，有成熟的運營經驗。它們一般設立在上海、寧波等港口城市，或者在當地派駐機構。它們是整個貨代鏈條上連接船公司的最后一環。

    而所謂的“中間貨代”，實際上并不具備真正的貨代資質。寧波海事法院立案庭庭長胡建新介紹說，“這些公司注冊資金很小，可能只有10萬、20萬”，“它們做貨運代理，可能也做外貿代理，但只是做這塊業務，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貨代公司。”

    貨代運作的一般流程是：貨主把貨配給中間貨代，中間貨代把貨配給一級貨代，一級貨代配給船公司；然后，一級貨代從船公司拿到提單，交給中間貨代，中間貨代憑提單向貨主收錢。其中，“中間貨代”可能是一層，也可能是多層。

    近期近20起案件，貨物的來源基本都是義烏，胡建新總結：“這與義烏當地的操作習慣密切相關。”這些“習慣”包括：“出口多，外商多，代理多，現金交易多”。

    在以“小商品”和“外貿”著稱的義烏地區，外貿出口有它的獨特之處。“雖然是外貿，但它是內貿形式的外貿。就是說，國外的客商直接到義烏市場訂購，而出口時，因為我國外貿體制的原因，它必須要掛一個出口單位才能出去。”

    對加威們來說，本地代理因此必不可少，不管是采購、外貿、還是貨運，但代理的質量卻并不能得到保證。“許多外商既不看營業執照，也不審核注冊資金。甚至，有人冒充其它公司的業務員，拿一張名片就可以做生意了”。而且，義烏當地的小貨代公司有的也不直接與寧波的一級貨代發生關系，中間還有多手的代理，多層的環節。

    這就為那些并不具備資質的“貨代”提供了一個溫床。事實證明，那些之后導致貨代鏈斷裂的中間貨代，有些是因為經營不善，或者把資金挪作它用了，比如“炒炒房子，導致銀根出現問題”，有些則是完全的“騙案”。“騙案”中的中間貨代公司，往往“注冊資金少”，其法定代表人也常常是一個“找不到的外地人”；胡建新說：“就算你找到這個公司，也拿不到錢。”

    而義烏地區對現金交易的偏好，則是另一個便利條件。一方面，這為那些意圖不軌的中間貨代從貨主手中圈錢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一些外商“交了錢，最后連證據都拿不出來”。

    這些義烏“習慣”，最終孕育了一條“從義烏小商品市場到寧波港”，“從外商貨主到一級貨代”，“從簡單到復雜”的層層疊疊的貨代鏈。但當分居兩端、素未謀面的“貨主”和“一級貨代”相聚時，地點卻是在寧波海事法院，他們之間最初的牽線人卻早已消失不見。

    “市場是你們自己做的，風險你們要自己承擔。”這是寧波海事法院的態度，現實的建議是：“人家幾十個集裝箱一起過來時，最好幾家一起做，就算虧了，也可以分攤風險。要注意交易安全，特別是義烏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