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
美國經濟去虛擬化、國際金融去杠桿化、世界經濟去全球化，這是當前后危機時期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的三大特點。認清這三個方向，有助于我們厘清對未來的展望。
美國經濟去虛擬化
經濟虛擬化主要是指金融化。所謂經濟金融化，是指包括銀行、證券、保險、房地產信貸等所構成的廣義金融業在一個經濟體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并對該經濟體的經濟、政治等產生深刻影響。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金融化日益明顯，集中體現社會資產日益金融化，尤其是融資非中介化、證券化，以債權與債務關系為主導的金融關系在各類經濟關系中日益突出。20世紀80年代初，發達國家的股市市值與其GDP基本相當，而如今其股市市值已普遍是GDP的3倍以上。最近20年來，全球GDP增長速度平均不到4%，全球貿易的增速平均為6%，但是全球資本的增速是14%。另有數據顯示，在最近20年內，貿易增速(物流)是生產的2倍，而資金流又是物流的2倍，是生產增速的4倍。
在日趨虛擬化的世界經濟中，美國的虛擬情形更加嚴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制造業創造的產值占美國GDP的27%以上，到次貸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這一比例已經下降至不到12%，而金融、房地產服務業的利潤總額占美國企業利潤總額的40%以上。次貸危機使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美國受到沉重打擊。金融大危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回歸實體經濟。
為增加國內就業，重振本土工業，美國將“再工業化”作為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推出了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鼓勵科技創新、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等政策和措施。奧巴馬政府2010年9月公布《國家出口計劃》，計劃在5年內實現出口翻番戰略，以凸顯政府對促進經濟復蘇和增加就業所作的努力。為此，美國以“量化寬松”為名，全速開動印鈔機，為美國的“去虛擬化”或“再工業化”提供近乎無窮的資金支持。
國際金融去杠桿化
所謂金融杠桿，是指經濟主體通過負債實現以較小的資本金控制較大的資產規模，從而擴大盈利能力或購買力。次貸危機爆發前，不受監管的金融創新使美英等國的金融杠桿化愈演愈烈，直至登峰造極，平均杠桿率在30倍左右。金融杠桿促進了經濟繁榮，助長了金融泡沫，同時在危機到來后，也放大了投資(投機)損失，加劇了金融動蕩。
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市場的調解下，金融產品、金融機構、投資機構、消費者的“去杠桿化”成為趨勢。與此同時，美歐等國都紛紛通過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強化金融監管，約束金融機構肆意投機與擴張。2010年9月，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通過了加強銀行體系資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即“巴塞爾協議Ⅲ”，要求全球各商業銀行進一步提高一級資本充足率(其下限將從現行的4%上調至6%)，建立新的普通股“資本留存緩沖”與“逆周期資本緩沖”。可以預見，隨著美歐監管改革法案與“巴塞爾協議Ⅲ”的落實，國際金融“去杠桿化”進程有望加快。
盡管疾風暴雨的危機漸行漸遠，但是未來(起碼在2011年)金融產品、金融機構、投資機構、消費者的“去杠桿化”依然在不同程度地延續。如此，導致金融活動不斷萎縮，投資、生產與消費等正常經濟活動持續受到消極影響。
世界經濟去全球化
全球化一定意義上似乎令經濟疆界日趨模糊，人流、物流、資金流與信息流使資源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市場越做越大，政府越來越小。在跨國資本與發達國家政府積極推進全球化、新興市場熱烈擁抱全球化的過程中，世界反全球化的聲浪也一浪高過一浪。
世紀金融海嘯生成后，為應對經濟惡化，多國政府紛紛出臺經濟刺激方案。然而，全球化使刺激效應會通過進口或資本跨國流動而“漏出”到本國經濟系統之外，不能使本國經濟受益最大化。這就為貿易或市場保護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一貫高舉經濟自由主義大旗的美國，率先祭出貿易保護主義旗幟，要求購買本國制造的產品。美國的“首因效應”，加速發達國家由“釋放市場”向“保護社會”轉變，民族主義普遍抬頭，如此世界經濟摩擦與國際合作齟齬，成為2010年低迷的世界經濟的基本色調。然而，這種“去全球化”現象歷史并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就發生過“去全球化”，相較今天的端倪，有過之無不及。
在2010年10月18日于中國上海召開的IMF高級研討會上，IMF總裁卡恩一反昔日的自由主義教旨，擱置金融自由化主張，反而建議亞洲在必要時實行資本控制，以預防金融危機的發生。盡管今日世界不太可能再次進入“閉關鎖國”時代，但是全球化速度放緩、經濟壁壘增加，人流、物流、資金流與信息流變慢似乎勢在必行。
對中國有什么影響？
目前，中國仍處于工業化鼎盛期，制造業是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動力引擎。作為中國重要出口市場，美國實施經濟“去虛擬化”與“再工業化”戰略，這勢必對中國的工業化產生重要影響。因為美國要逆轉其龐大的經濟身軀，與重載而急速行駛的中國會迎面相撞。
一方面，兩國將產生更多的競爭，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將從制造業的現代化、高級化和清潔化中尋找“再工業化”的出路，這意味著美國會在“競爭規則”和“貿易規則”上大做文章，如此勢必加劇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另一方面，美國目前仍擁有世界高技能勞動力和先進裝備，是當今世界制造業最發達和先進制造業發展最快的國家，中國發展先進制造業容易受到美國的技術遏制、規則鉗制與市場限制。因此，展望2011年，中美之間的摩擦恐怕只會增多，不會減少。
發達國家將利率降到歷史最低位，美國一而再實施“量化寬松”，導致國際流動性泛濫。美歐強化金融監管無形中筑就新興市場“金融監管洼地”，國際金融持續“去杠桿化”使國際游資投機資本提高，于國際市場尤其是新興市場狼奔豕突。
如此，一方面會使國際金融資本(通過政府或經由市場)變本加厲向中國施壓，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大的金融開放壓力；另一方面，作為“金融監管洼地”的中國，正在成為國際熱錢，尤其是美元套利資金的樂土，更多的游資會流入中國。
中國處于城鎮化鼎盛時期，由于指導思想存在偏差，導致城鎮化不斷異化成為房地產化。美歐金融“去杠桿化”，將加劇中國房地產等經濟泡沫。如此必將對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調控產生更大的沖擊。
因此，展望2011年，不斷高危的中國經濟調控將十分艱難。
如果說改革開放使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中國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命題就應成立，如此“去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將使中國(起碼是主要利益集團)成為重要受害者，從而對中國社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因此，“去全球化”將從根本上顛覆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迫使中國不得不依賴消費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由此，中國必須全方位構建、創新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國家與居民的生活樣式以及對外交往方式。辯證看待“危機”，就是“危”中有“機”，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被迫轉變，往好處看，由此將走向自主、可持續增長，但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2011年依然是這個萬里長征的頭幾步。
在后危機時代，國際體系越發呈現“無主義、無信任、無秩序”的鮮明特征，國際社會失去方向，國際合作失去基礎，國際政治失去領袖，整個世界正進入“無明晰航海圖”、“無經驗舵手”、“無強力引擎”的時代。中國既然沒有“達者兼濟天下”的能力與意愿，就只有努力獨善其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