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廣東省委省政府《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若干意見》的出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再度成為熱點話題。上周五，東莞市委常委、副市長江凌接受媒體采訪，全面介紹了東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思路和做法。他認為，加工貿易是東莞的“命根子”，東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就是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東莞所做的核心工作，其中一條是突破體制障礙，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 
　　如果沒有加工貿易，東莞的發展就沒法支撐，加工貿易是東莞的命根子。 
轉型探索早已開展 
　　上周五下午，東莞市委常委、副市長江凌和東莞市委宣傳部、市外經貿局、經信局、科技局、人力資源局等部門領導接受了媒體集體采訪，全面介紹東莞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之路。 
　　在江凌看來，東莞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探索并不是最近才開始。“東莞工業化起步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經過20年左右的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東莞已經開始探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那時我們已經感覺到，依靠大量消耗資源、勞動力，尤其是依靠外部需求來增長的模式始終是難以為繼，所以當時提出‘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只是說法不同，本質上也是探討全新發展模式。本世紀以來，原有模式碰到的問題越來越顯著。我們越來越感覺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性，也更覺得緊迫。我們在2006年提出經濟社會雙轉型，推動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江凌說，其實在金融危機之前，東莞已經在進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探索了。 
　　這條路并不平坦，江凌自己也曾有過苦惱。談到中國社科院倪鵬飛博士做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時，江凌說，2005年、2006年時，雖然東莞的排名在上升，但他個人卻處在擔憂之中“我擔心的是，再過幾年，東莞還會不會繼續提升。因為我們當時正苦于產業有沒有持續競爭力，有沒有繼續發展的方向。東莞繼續依賴大量資源、勞動力來發展，已經達到極限，再下去無路可走。”而在金融危機中，東莞去年的排名反而提高到15位，江凌卻一點不感到意外了，相反他認為倪鵬飛的研究體系是科學的。他認為東莞已經初步找到了保持城市競爭力的新的路徑，從傳統模式中走了出來。 
“命根子”上下功夫 
　　江凌如此自信的原因，是因為東莞這幾年，在沒有大量增加土地和資源供給的情況下，企業的效益很明顯在提升，政府財政效益也在明顯提升。而東莞為此所做的努力，最核心的就是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擺脫對土地、人力等資源的大量消耗。 
　　“單從企業數量上說，我們并不能完全感受到加工貿易的主導地位。從稅收構成上說，由于加工貿易大多是保稅，納稅也少。從G D P貢獻來說，加工貿易企業只統計工繳費，占的比重也少。但在全市進出口中，加工貿易占了近90%。一般貿易中，也有一部分是從加工貿易轉化來的。根據我們測算，每增加10%的出口，就能拉動3個點的G D P。其他產業，如生活服務業，很多也是來自加工貿易的支持。如果沒有加工貿易，東莞的發展就沒法支撐，加工貿易是東莞的命根子。”江凌解釋東莞之所以把核心放在加工貿易的原因。 
　　他表示，東莞推動加工貿易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動傳統產業延伸產業鏈，特別是東莞的制鞋、家具、服裝、玩具，已經從專注于制造向研發設計方面延伸，東莞服裝行業更是已經完成了從設計、生產到品牌營銷的全產業鏈整合。二是幫助所有加工貿易企業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由于研發能力提高，東莞企業可以承接價格更高的產品，低價的產品就轉移到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地方去了。三是幫助有條件的企業去拓展國內市場和新興市場，使他們既做貼牌代工，又自己做品牌經營。 
　　“我們不是要調整東莞的三次產業關系，而是調整第二產業的內部結構。我們也相信，隨著制造業的轉型提升，也會給第三產業提供更多發展機會，整個三次產業關系也會發生根本變化。但著力點會放在二次產業的提升跟優化。”江凌說。 
基層存在抵觸情緒 
　　江凌坦言，在探索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體制障礙。有些是所有城市都會遇到的，有些則是“東莞特色”了。 
　　“過去國家政策設計更多不是立足于怎么幫助加工貿易企業提升，而是鼓勵加工貿易發展。現在我們國家還沒有更多政策來支持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甚至有些跟產業提升還有一定矛盾。這么多年，特別是過去兩三年，東莞在政策突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江凌說。 
　　而“東莞特色”的體制障礙，則是市、鎮、村三級的關系。江凌說，東莞在發展初期，是依靠鎮村招商引資來發展經濟，久而久之，形成了與傳統發展模式息息相關的利益格局。“大量的中小企業、加工貿易企業在村里發展，租賃村里的廠房和宿舍，利益格局使得東莞的基層干部、老百姓對傳統發展方式多一份眷戀，從情感上來說他們比較難以割舍。”江凌說，在產業結構調整后，產業的集中度必然會提高，優質的企業會更多集中到市鎮兩級開發的園區去發展，從村里退出，使得村民物業收入減少。而另一方面，結構調整使得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但在現有體制下，村一級不參加稅收分成，得不到好處，對他們有害無利，所以基層的抵觸情緒也很容易理解。 
　　“我們除了通過思想上的引導、教育，更主要是改變體制，理順市、鎮、村三級關系，探索更有利于發展的體制格局。目前黃江鎮跟厚街鎮在做試點工作，有一些初步效果。”江凌說。 
答南都記者問 
1做研發有條件，做營銷有難度 
南方都市報：東莞企業的轉型方向是什么？ 
江凌：東莞的企業過去專注于制造，現在我們希望引導有條件的企業延伸產業鏈。我們采取很務實的做法，我們感覺微笑曲線(“微笑曲線”是一個熱門的經濟理論，由研發、制造、營銷三點畫出一條附加值曲線)中，東莞做研發設計比較有條件，做品牌營銷則有比較大的難度。東莞這幾年，企業做技術提升相對強，品牌相對弱些。從世界范圍看也是，真正創立品牌的企業很少。我們計劃更多支持企業在研發、設計、產品開發方面做得更強。我們準備組建工業設計中心，我們知道順德也在做，但畢竟市場也有些不一樣。 
2減少村級的行政負擔和支出 
南都：您提到由于利益格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些阻力。東莞最近也提出要發展松山湖、虎門港、主城區三大經濟帶，是否有意打破現有利益格局？ 
江凌：我們的目的是實現資源的重新分配。以前東莞是市、鎮、村、組、個人五個輪子轉，好處是大大加速了農村工業化，解決了三農問題，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能迅速實現提升。但很大的問題是效益低下，粗放無序，也影響了規劃的實施。資源越來越緊張，尤其是可供開發的土地越來越少，如果繼續保持過去的模式，分散使用資源，顯然是不行的。目前需要把資源引入更好的載體，另外，也需要集中人才。村的環境不利于吸引高素質人才。 
三大經濟帶并不是要犧牲村鎮的利益，而是整合統籌發展，資源還是村鎮的。根據不同經濟帶的區位特點，相互分工，讓土地的效益更明顯。我們土地的使用是統籌的，但收益可以分享。 
改革的另一個方向是減少村級的行政負擔和支出。由于歷史原因，東莞的村成為實際上的一級政府，承擔了教育、衛生、安全、社會保障等基礎功能。村為支付公共服務，投入非常大。我們把資源集中利用，必然帶來一個情況，就是村的收入會逐步減少。如果村的負擔不相應減少，會收不抵支，甚至資不抵債。所以我們逐步把村的公共服務職能分離出來，讓市鎮兩級來承擔。這樣它們盡管收入減少，但支出也減少，就還原為自治職能。 
3“就地轉型”關乎“雙轉移”成敗 
南都：最近省里也有一些關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出來，東莞會有些什么動作？ 
江凌：《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若干意見》對我們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會有更好的政策支持。比如在拉動內需方面，我們很多加工貿易企業都希望通過內銷市場來推動經營方式的轉變。 
落實“雙轉移”，我們應該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從珠三角城市的角度說，落實“雙轉移”應該兩手抓，有的地方忽略了另一手。我們跟東西兩翼聯手辦一些產業轉移園，這是解決產業承接問題。但我們還要推動企業就地升級轉型，這是解決轉出去的能力問題。如果企業不能在珠三角成功轉型，隨著成本提升，他們可能連根拔起。不單珠三角會空心化，我們要成功推動“雙轉移”也不可能。推動就地轉型，對推動“雙轉移”很重要。 
4建設新興物流城市 
南都：深莞惠一體化過程中，東莞如何尋找自己的城市定位？東莞最近也提到要做“物流城市”。 
江凌：深圳更多是為莞、惠提供科技、金融、物流等方面的支持，已經扮演非常好的角色，不會跟東莞造成矛盾。對東莞來說，感覺更多應該專注于制造這一塊，我們會繼續把制造能力做強，把自己的制造業提升。我們轉型了，對深圳的產業也是個支持。我們轉出去，惠州是個很好的載體。 
東莞建設新興物流城市，并不是要取代深圳的物流功能。我們下一步發展的物流是區域物流。東莞區域內的物流，更多希望是我們自己來解決，因為東莞產業鏈很完整。過去更多依托深圳、香港來完成，比如香港一日游。現在隨著企業競爭的加劇，物流成本已經起到很大作用，我們在東莞建設保稅物流中心，會大大降低加工貿易企業的物流成本。當然我們的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還是更多依托深圳和香港來完成，并不是要跟深圳相沖突。 
5關注單位GDP能耗 
南都：今年前兩個月，東莞單位GDP能耗曾經很讓人擔憂。現在如何？ 
江凌：我們為此特地開了一次會，但前景我比較樂觀，還是在向好的方面轉。我們這幾年，特別是去年采取了很多措施降低能耗，包括讓高能耗的企業必須停產。同時，金融危機實際上也淘汰了相當一批耗能企業，所以我覺得今年東莞單位GDP能耗從數字上看肯定比去年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