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價格-模式　　中國農業正被全球矚目，但這個產業在國內卻漸入瓶頸，流通是困擾其發展的重要環節。“生產方+平臺方+城市運營商+終端消費者”的四級流通模式能否在現實中奏效，需要時間的檢驗。
　　在一系列幾乎覆蓋所有產業的變革之后，資本的焦點終于轉向了中國的農業。
　　2012年5月，日本商社丸紅以逾50億美元的價格，從美國幾家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手中購得美國谷物貿易商Gavilon。丸紅認為未來幾年中國將成為玉米凈進口國，而這樣的變化將改變全球農產品的市場格局。中國上一次成為農產品進口大國是在1995年，中國當時對大豆的需求曾導致大豆價格持續上漲，并致使遠在南美的巴西將大量土地變成農田。
　　這并非丸紅眼光獨到，圍繞中國農業產業的博弈在過去幾年中幾乎已經升華為一個全球性財經議題。但墻外紅遍世界并不必然意味著墻里花香四溢，考驗中國農業的主題似乎從未變化，“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農客電子商務有限公司CEO鄒宇哲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他認為只要能解決這些流通領域的頑疾，產業的曙光應當不再遙遠。但此前不久，志在于此的他剛剛遭受一次失敗：他希望以農村市場為切入點進軍三農產業，但傳統力量的阻礙讓他在堅持一段時間后被迫放棄。
　　“要依靠開店爭取農村市場，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因為我們的對手不是橫向而是縱向的。”鄒宇哲表示，“沒關系，我的偶像是史玉柱(微博)。”二次創業，鄒宇哲將戰場從農村換回城市，從農舍移到商圈，只是主題仍是流通。事實上，這也是中國農業未來很長時間內的主題。
　　物流之殤
　　物流已經成為一種難以言說的痛。當前，物流成本占到中國國內最終菜價的2/3和各類產品物價的1/3，物流成本在GDP中所占比例高達18%。而在美國，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新世紀以來一直穩定在10%左右。2002年，這一數字甚至一度降至8.7%的歷史低位。
　　高昂的物流成本有其自身特殊的形成原因。和發達國家比，中國第三產業的發展遠遠滯后，這種情況在農產品運輸領域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示。中國農民布局分散且多在偏遠地區，物流設施的滯后、政府部門的割裂、信息手段的缺失都在壓縮物流成本進一步降低的空間。
　　中國自身的市場環境也在發生變化。市場開放之初，原有的批發零售網絡被打亂，大量個體商販進入流通領域造成批零差迅速減小，巔峰時期批發與零售的價格差一度只有幾分錢。
　　“這樣的價格差極為反常。即便在日本這樣物流產業發達的國家，批零差也在15%以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揚表示，“這一畸形結構的形成，既與我們沒有承認合理流通成本密不可分，也與當時市場中特殊的就業結構息息相關，進城務工人員在那個特殊時期承擔了畸形價格結構的后果。”鄒宇哲說。
　　城鎮化不斷提速的大背景下，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取代下崗職工成為城鎮市場的就業主力。與后者相比，初入城市的前者對生活條件的要求大為降低：只要生活條件相比務農有所改善，這一人群就可以接受相當微薄的利潤，是這一人群用勤勞承擔了畸形批零差價的經濟后果。
　　但在城市中生活十年并有了子女之后，這一群體也會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善生活。他們也需要用更高的收入彌補背井離鄉的苦悶，改善夫妻雙方家庭生活并確保子女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是從2003年到2008年間，農村雇工成本開始逐漸迫近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水平。
　　“對自己，中國人能忍則忍;但對孩子，中國人能松就松。”謝揚表示。“由此造成的價格上升是合理的成本增加，我們不能一味要求穩定價格而忽視客觀現實。比單純穩定價格更重要的，是在農產品質量與價格之間尋找到均衡，而這需要依據現實構建多樣化的流通渠道。”鄒宇哲說。
　　改革之困
　　中國一度希望通過發動民間資本解決農產品供給問題，“誰投資，誰建設;誰管理，誰受益”的政策因而出臺。但當全國1/3以上的批發市場轉為私營，圍繞國家是否應該介入農產品流通的爭議卻輪回般地回歸，人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流通成本問題。
　　“當初，工商總局在社會要求下退出了批發市場的運營。如果國有資本現在回歸農產品流通領域，可能會被指責為政企不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謝揚表示，“對于農產品價格一定幅度的上漲，大家其實應該理解和包容。”
　　農超對接是另一個被寄予希望的選擇，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并未因此縮短。超市的本質是產品過剩前下的賒銷，但農產品的時令性決定了它不可能像一般工業品那樣長期供給過剩。因此，全世界的超市中農產品的比重都偏少，而農產品中鮮活農產品的比重則更低。
　　在提供便利的同時，超市還會帶來許多其他的問題。地理位置的壟斷、進城費和攤位費的疊加都會帶來價格的上升，超市也提升食品的標準化、加強對農民的支持。因此，中國在搞農產品的農超對接，但是作為超市的發起國——日本現在卻在開始反思超市的問題。
　　在國外，農協代表農民與超市交易，并根據一段時間的平均價格水平向農民分配收入，其間不存在結算環節。但在我國，代表農民的合作社本身就是中間商，合作社與超市的對接又需要其他中間商的支持，復雜的流通環節意味著其與真正農超對接的概念已經相去甚遠。
　　多種措施不力之下，價格干預成為中國農產品市場上的獨特現象。盡管屢奏奇效，但價格干預僅是特定情況下可穩定市場的一個備選手段。它扭曲了價值規律的作用方式，使市場自發調節功能失效。在更長的時間軸上，每次價格干預幾乎都以價格水平更強勁的反彈結束。
　　“如果條件允許，可以先發展針對高端用戶的會員制農產品直銷品牌。”安玉發將市場需求主體的細化視為解決流通問題的鑰匙，因為這是農產品品牌化與標準化建設的基礎，“會員制的最大優勢是企業可以組織會員參觀農場，這有助于解決食品背后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模式之辯
　　安玉發的想法與鄒宇哲不謀而合。“一個關系幾億人就業和十幾億人生活的產業，卻沒有一個知名品牌，這本身就是一個反常現象。而反常的背后通常都是一種商機，這種商機必須借助創新才能實現。”鄒宇哲認為農產品品牌化應先于標準化得到建立，“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沉淀過程，有品質的商品引領有品質的生活，有品質的生活再來創造有品質的價值觀。”
　　鄒宇哲在嘗試將O2O模式(Online To Offline，又稱離線商務模式，是指線上營銷、線上購買帶動線下經營和線下消費)引入農產品流通領域。O2O是一個源自中國但尚未獲得國際承認的電子商務模式，它將線下商務與互聯網結合起來，從而使互聯網成為線下交易的虛擬前臺：訂單在線上產生，交易在線下進行，交易清晰可查，推廣透明高效。
　　借助線上線下的兩級分銷，鄒宇哲希望最終建立一個“生產方+平臺方+城市運營商+終端消費者”的四級流通模式，從而取代現行的多環節結構。“四級流通和兩級分銷理論上可以使農產品成本降低一半。”鄒宇哲表示，“對于農產品流通，這應該是一種可供借鑒的模式。”
　　2011年，KPCB合伙人約翰·杜爾(John Dorr)曾提出一個著名概念：SoLoMo，即將社交、本地和移動結合在一起將是未來主流的商業趨勢。O2O無疑暗合這一要求：它以線上社交增強用戶黏度，又通過線下交貨提升購物體驗，最后以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實現無縫鏈接。
　　O2O模式解決了傳統行業的電子商務化問題。但O2O模式又與傳統的互聯網模式有著明顯的不同，其線上用戶粘度并不取決于網絡本身，而是取決于企業線下能力的高低。那些線上迅速崛起的創業型公司能否掌控穩定的線下服務體系，成為O2O模式能否成功的關鍵。
　　對于農產品，類似的要求無疑更加嚴格。農產品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保質，保質就離不開保鮮措施，這就決定了農產品的出售離不開實體店和冷鏈的支持。所謂冷鏈，是指為保持產品品質，而使產品在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中始終處于恒定低溫狀態的整體冷藏解決方案。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保證購物半徑的最小化，我們的答案是社區店。因為正常情況下，社區店完全可以自負盈虧。”鄒宇哲計劃一年內在北京各大商圈整合100家社區店，這與他正在運行的門店數量——一家遠在洛陽的門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規模其實無法繞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將全冷鏈配送的成本降至最低，也只有這樣才有機會爭取最終的成功。
　　“中國的農業傳統得如此根深蒂固，改變絕非朝日之功。因此，沒人能準確預料農客會否成功。”鄒宇哲表示，“但這些其實也不重要。農業品牌化與標準化的道路，需要很多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共同努力去實現，但愿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可以激發一些新的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