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早準備好轉移的中國彩電企業，土耳其反傾銷或者歐盟設限造成的損失可能不大，但其背后彩電企業流寇式的生存狀態卻潛伏著越來越多的風險。
    “土耳其市場對我們來說其實微不足道，一年只在那里銷售幾萬臺彩電，而且是貼牌，所有中國企業一年在土耳其銷售不過幾十萬臺。”8月12日，創維多媒體國際有限公司總裁助理吳山鷹對《商務周刊》說。
    吳山鷹是創維土耳其反傾銷官司的負責人，自從2004年8月土耳其對進口的原產于中國的彩電進行反傾銷調查，他在公司內部做了大量問卷調查和數據收集等準備工作。
    除了創維和TCL兩家企業，其他中國彩電企業全都沒有應訴。“土耳其市場非常小，”吳山鷹說，“我們也在是政府和行業協會的倡導下，才做了這么多的工作。”
    不過，無數瑣碎的工作都在7月28日戛然而止。當日，土耳其裁定中國彩電企業50%的反傾銷稅率。對中國彩電企業來說，從1998年左右開始經營的土耳其市場基本離它們而去。
    從歐盟到美國，一直到土耳其，對中國彩電的傾銷調查，由發達國家和地區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延伸。
    除了反傾銷，還有更多的“門檻”在迅速設立。今年8月，歐盟正式啟動《報廢電子電氣設備指令》和《關于在電子電氣設備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兩項關于電子垃圾的法規，國內家電企業向歐盟出口電子產品將被額外征收一筆垃圾回收費用，按照慣例，每向歐盟出口一臺彩電或者一部手機，就將被征收1—20歐元的垃圾回收費，對中國電視機制造商來說，這意味著他們的傳統CRT彩電在歐洲市場已毫無利潤可言。同時，含有鉛、汞等6種有害物質的電子產品，如電腦元件等，也被拒絕進入歐盟市場。而中國目前出口的電子信息產品，比如電視、電腦元件大部分含有被限制使用的物質。
    土耳其之敗
    “去年我們就做好了敗訴的準備。”康佳集團海外事業部土耳其市場經理王繼輝告訴《商務周刊》。
    從1998年開始，王繼輝就接受了開拓土耳其市場的任務，到現在的8年間，她無數次往返于國內與土耳其，親身經歷了這個市場從無到有、再至黯然撤離的全過程。
    王繼輝告訴《商務周刊》，這些年康佳在土耳其并沒有投入大量資金，主要是與當地的一家工廠合作，把零部件出口到土耳其，委托該工廠加工，由合作方負責銷售，在土耳其所占份額僅5%左右，所以退出的成本比較低。
    回顧這段歷程，吳山鷹也一樣慶幸，“我們這么多年經營土耳其市場沒有虧損，做OEM不會虧損，每一單都能賺到錢。”
    盡管吳山鷹認為，在丟失土耳其市場后，無論創維還是康佳在東南亞地區和歐洲所受影響都不大，但與任何反傾銷案一樣，中國企業對土耳其的此次反傾銷存在強烈質疑。
    “當時有一種傳聞，說中國企業通過土耳其轉口到歐盟從而引起反傾銷，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吳山鷹解釋說，轉口并不能改變產品原產地在中國的事實，進入歐盟還要交納歐盟的關稅和反傾銷稅。他強調，迄今為止中國企業都只是在土耳其國內銷售，雖然有在當地建廠的計劃，但要實現出口歐盟，難度非常大。
    他認為，從基本事實講，中國企業對土耳其不存在傾銷的問題，“過去幾年土耳其電視機產業發展都非常好，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說明他們的電視機產業遭到了損害或面臨損害的威脅。”
    “在做這個案子的過程中，我們的答卷和調查都非常快，這讓土耳其吃驚，我們有經得起考驗的數據，涉案的彩電數量只有5萬臺，而且積極應訴，被判50%以上的反傾銷稅，這是違反慣例的，” TCL海外事業部一位人士對《商務周刊》說，“土耳其三大家電企業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次并不是中國企業的錯。”
    他認為，目前貿易摩擦已經成為政治對壘的一種手段，國家對反傾銷的態度也應該轉變，“不能總是檢討自己，因為許多國家的壟斷企業和家族企業實際是在利用政治手段挑起貿易摩擦擴大自己的經濟實力”。
    流寇式生存
    中國的彩電出口起步于1980年代，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是最大的彩電出口國，長虹、康佳、TCL、創維等企業將產品覆蓋到世界上百個國家和地區。
    不過，這些彩電企業在國際上始終沒有樹立起自己的品牌。目前，我國每年出口彩電3000多萬臺，但出口平均價不足100美元，貼牌產品達89%。2004年，根據國家商務部政策研究室的調查，彩電出口中，加工貿易特別是OEM占絕對主導地位，自有品牌出口比重很小。以創維為例，每年出口額近30億元，但90%都是貼牌生產，只能賺取到低廉的加工費。
    即使這樣，開拓國際市場仍然是所有企業的迫切目標。目前中國彩電企業的產能在8000萬臺以上，其中國內市場的容量大約為3500萬臺，中國彩電企業要想擺脫產能閑置的困擾，開拓國際市場仍然是最主要的解決方式。
    由于不掌握國外的銷售渠道，海外市場常常動蕩不安，一位業內人士感嘆道，流寇式生存已經成為中國彩電在國外的典型寫照。
    1980年代，中國開始向歐盟大量出口小尺寸彩電， 1988年，歐盟在當地彩電生產企業的要求下，開始對來自中國的42厘米以下小彩電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1991年7月18日，歐盟終裁決定對中國國有企業統一征稅，稅率為15.3%，為期5年。
    1995年，小彩電反傾銷案到期，中國彩電企業于1995年5月提出了對小彩電反傾銷案的復審請求。但出于阻止中國彩電進入歐盟市場的考慮，歐盟主動發起對1995年4月1日終裁的大彩電案的臨時復審，并將大小彩電視為同一品種。1998年12月2日，歐盟決定對所有來自中國的彩電征收44.6%的反傾銷稅。至此，中國的彩電基本被趕出了歐洲市場，直到2002年，廈華等中國企業產品才允許在價格承諾前提下部分進入歐洲。
    在失去歐洲市場后，中國彩電企業進入美國、東南亞、俄羅斯、非洲和澳大利亞淘金。2004年5月，美國裁定中國彩電傾銷成立，對出口美國的21英寸以上的CRT彩電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最高稅率達到78%。之后，中國彩電企業輾轉于非洲、中東、東南亞市場。考慮到土耳其在整個歐洲地區成本相對較低，中國彩電企業在土耳其設立了生產組裝和銷售機構；考慮到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企業選擇印度和俄羅斯以及東南亞的越南、泰國、印尼等國家建立工廠；基于在美國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的夢想，中國企業在墨西哥這個美國關稅區和近鄰設立工廠，與當地生產企業合作，利用其生產能力和銷售網絡組裝彩電……
    這種布局旨在繞開反傾銷的稅率壁壘并降低運輸成本，依靠企業的國際供應鏈使中國彩電進入歐盟、美國等受限市場，這一度是讓中國彩電企業引以為豪的戰略性措施。但是，土耳其彩電反傾銷預示著一個新危機的到來。作為美國彩電反傾銷的連鎖反應，中國企業在歐盟、美國外圍布局的墨西哥、泰國、越南等二線市場也同樣遭受潛在的反傾銷危險。2004年9月，國外媒體報道，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的金屬、機械企業將采取聯合行動，限制中國機械進口，涉及主要產業領域有汽車和家電。
    盡管以賺錢為目的的加工貿易使中國彩電企業幾乎覆蓋全球，但20年來在各地市場始終以技術低端和價格便宜見長，而日韓企業則在20年中成功發展為各國市場的主流高端產品，不僅保持高利潤，而且建立了穩定的市場地位。相比之下，中國企業流寇式的生存之道在越來越多的貿易門檻面前感到了四面楚歌的窘境。
    “我們現在確實是流寇，但不能說是錯。”帕勒咨詢公司總經理羅清啟對中國彩電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方式給以同情和支持，他認為，中國彩電企業的流寇生存是由在全球產業鏈中所在位置決定的，成本低是中國企業目前的惟一優勢，不能把這個優勢也丟掉。
    “價格和技術水平與發展階段有關系，一切升級換代都從低端產品的競爭開始，日韓企業也是這樣起步的。”這位家電專家指出，中國企業處于產業鏈低端，必然就會因為缺乏技術和品牌受困國際市場，在一個市場遇到障礙轉向另一個市場非常正常。“讓中國企業走向高端擁有國際競爭力，需要依靠組織的成長、技術的提升和對不同地區消費的理解和熟悉。”羅清啟說，“這需要很長一段過程，我們要抱著建設性的態度來看待。”
    機遇與挑戰
    由于種類繁多的國際貿易摩擦的潛在危險和走向國際的迫切愿望，中國彩電企業進行了多種國際化嘗試：TCL并購湯姆遜的資本模式，使TCL具備了出口到歐盟與北美的完整供應鏈；海信集中出口平板彩電的高端模式，也可繞過歐盟與美國的反傾銷制裁；康佳加大自主品牌出口，自建網絡的高成本模式，企圖擺脫低端低價的中國彩電形象；海爾直接進軍美國市場的“先難后易”模式，希望通過進入主流市場的主流渠道，確立中國彩電企業的品牌。但到目前為止，這幾種方式都沒有取得成功。TCL并購湯姆遜后陷入整合與贏利的泥潭；海信出口高端彩電也只能集中在有限的幾個市場，且數量有限；康佳采取自建海外子公司的辦法進行國際化，由于市場競爭激烈，加之缺乏經驗，海外子公司已多家歇業；海爾國際化則因為高昂的成本遲遲不能獲得贏利。
    吳山鷹告訴《商務周刊》，目前彩電行業又回到了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關鍵時刻，與中國彩電企業國際化困局并存的，是平板將最終取代CRT成為彩電的主流、消費電子產業的“3C”融合，這些顛覆性技術創新的來臨，意味著針對CRT傳統彩電的反傾銷這個一直困擾中國企業的難題將迎刃而解。
    8月初，賽迪顧問發布了《2005年中國平板電視消費行為研究白皮書》，該白皮書統計，2005年上半年中國市場的平板電視需求非常旺盛，總銷量達到72.5萬臺，其中液晶51.7萬臺，等離子20.8萬臺，同比增長260%。
    “現在大家都有一個預期，未來5年平板將占到電視機消費60%以上的份額，平板是各家企業競爭的關鍵領域。”吳山鷹說，為了應對反傾銷和提高技術水平，國內彩電企業正在迅速轉向平板電視領域，無論技術還是市場，這都是中國彩電突破日韓及歐美圍剿，擺脫流寇式生存的重大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