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數次以 “組織采購團”的名義，向歐美等發達國家拋出 “橄欖枝”。從 “獎出限入”到 “組團采購”，充分體現了我國外資改革的戰略轉變。但是，正如官方表態： “貿易順差仍然增長較快”，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國仍存在限制，有專家甚至認為此舉是 “治標不治本。”中國外貿達到 “國際平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李時民認為，當前政府積極鼓勵擴大進口的直接原因在于緩解貿易順差帶來的內外壓力。長期的巨額貿易順差直接引發了我國與各貿易伙伴之間層出不窮的貿易摩擦，帶來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外部壓力，助長了外匯管理的風險和通脹壓力，同時也對我國貨幣政策構成了挑戰。另一方面，大量的貿易摩擦直接影響到我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并進而影響國民經濟增長、社會就業和社會穩定。
尋求博弈共贏
第二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5月23日在華盛頓結束，與此同時，為對話創造氣氛的中國采購團在美簽下的訂單已經高達326億美元，雙方達成的具體協議包括：中國證券市場QFII的額度將從目前的100億美元增加到300億美元；中國將在2007年下半年重新開始審批成立新的合資券商，同時增加合資券商可從事的業務。在航空領域，雙方同意大幅增加兩國間的航班，并決定在2010年重開航空談判，為雙方 “全面開放天空”設立一個時間表。在旅游方面，雙方同意將在本次對話后，就中國居民隨團赴美旅游事宜展開正式磋商。
    鑒于目前復雜多變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國政府自然要防范美國設立新的貿易壁壘。在這場新的貿易博弈中，中國政府希望通過縮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來緩和緊張局面。中國此次簽訂的美國商品采購協議也并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長期合同，目的是為緩和兩國的貿易失衡。中國一些高級官員也多次表示，中國在對美貿易中無意追求高順差，中方愿意增加進口。由此可見，經歷了諸多貿易摩擦洗禮的中國外貿官員，已經能夠嫻熟地運用國際規則在貿易談判中尋求博弈共贏。
國際分工現實需要
    積極擴大進口，體現了中國外貿戰略的重大調整。李時民在談到我國做出這種戰略調整的原因時表示，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同為一個國家貿易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相互聯系，互為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外貿戰略在某種意義上，一直體現著較為濃厚的重商主義色彩。在具體的外貿政策上，一貫重視并積極鼓勵出口創匯，但對進口則設置了不少有形無形的障礙，并在政策上鼓勵進口替代。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根據世貿組織倡導的貿易自由化原則，大幅度降低了進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但在政策層面，總的來看，盡管對進口的限制有所放松，但外貿政策的出口導向性質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獎出限入的政策慣性和思維定式依然長期發生影響。
    當前，中央提出積極擴大進口，體現了我國外貿戰略的重大調整。這是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和深化對外開放的現實需要，反映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以及與世界經濟的有機聯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積極擴大進口這一政策動向表明我國的外貿政策正積極順應世界貿易的發展潮流，從獎出限入的傳統政策導向，逐漸向更為自由、開放的中性貿易政策大步邁進。
    李時民認為，從宏觀層面角度看，積極擴大進口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外貿戰略調整，是我國深入擴大對外開放，以新的姿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現實需要。眾所周知，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是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發展對外貿易的基礎和前提，而發揮比較優勢包括兩方面內容。即一方面，各國應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在商品生產和出口領域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另一方面，應通過積極發展對外貿易，特別是進口貿易，取長補短，在國際范圍內整合資源，為國民經濟發展服務。為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實現對外貿易的持續、健康發展，就需要逐步扭轉單一出口導向的重商主義性質的外貿發展戰略和政策思維，實現進出口相對平衡的良性發展。
    他說，要解決貿易順差問題，不能靠抑制出口實現。因為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出口貿易長盛不衰，是由我國的比較優勢以及與歐美各國的產業結構差異決定的，換言之，是由我國的國際分工地位決定的，有其內在合理性。同時，在國民經濟的出口依存度居高不下的現實背景下，出口衰退可能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要平衡貿易，不能光靠抑制出口，而應該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擴大進口上。
    總之，擴大進口體現了我國外貿政策的戰略轉變。從長遠看，是我國深入擴大對外開放，發揮比較優勢，以新的姿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需要。從當前來看，是平衡貿易收支、緩解貿易摩擦、改善出口環境、穩定宏觀經濟的現實需要。
組團采購是 “急救針”？
    不過，對于中國率團赴美采購，也有不同聲音。中國WTO研究會理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博士陳泰鋒認為，為緩解尖銳的中美貿易糾紛，中國采購團如同一劑“急救針”，這將有助于中美在知識產權訴訟的60天磋商期里取得進展，但對中美貿易順差的長期困擾是“治標不治本”的。
    陳泰鋒表示，這劑 “急救針”雖能迅速緩解尖銳矛盾，但對中美貿易順差的長期困擾是 “治標不治本”的。這與3年前緩解鋼鐵貿易糾紛時的方式如出一轍。在美國先后在WTO狀告中國對出口工業品補貼、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和出版業設限后，中國代表團赴美采購可稱得上是立竿見影緩解緊張局勢的 “特效藥”、 “急救針”。實際上，美國對華的訴訟也是旨在得到市場開放的交換條件。
    “之所以‘治標不治本’是因為美國訴訟的目的不僅是想我們去買東西，他們清楚貿易順差的形成是難以短期改變的，美國商界的意圖是想我們進一步開放市場。”陳泰鋒表示。眾所周知，中國大量貿易順差有跨國外資企業的貢獻，且初級產品類型和價格優勢短期改變不大可能。而美國進入中國市場最為關心的就是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陳泰鋒表示，外資對中國開放的要求已經不僅僅是開放門檻，他們已經有了更深的第二層次的開放要求，那就是希望中國提供適宜他們開展業務的經營環境，包括法律、制度等軟環境。但在發展階段中，這些不可能一蹴而就，否則會引起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