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渝水、西南腹地，從“上帝折鞭處”的合川釣魚城到二戰時中國的戰時首都，如果說重慶一再因其地理上的相對封閉性而屢屢被推上歷史前臺的話，由相對封閉到邁步開放則勾勒出了新中國六十年重慶所踏出的足跡。 
　　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在中國中西部的十三個省、自治區進行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史稱“三線建設”。不少歷史研究者認為，此過程中，地處“三線”腹心的重慶建立了門類較為齊備、以常規兵器制造為主，電子、造船、航天、核工業等相結合的國防工業生產體系。同時，這個城市的社會經濟也被烙上了“內向型”的特征。 
　　從改革開放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東南沿海諸多地方得政策、風氣之先紛紛實現開放的嬗變之時，重慶卻仍在蟄伏，等待轉身的機會。
　　一九九七年，重慶成為中國最年輕、面積最大、中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經過歷任“掌門人”大刀闊斧的創拼，開放漸成重慶發展路徑的主線。
　　“重慶根本出路在擴大開放、最大動力也在擴大開放，要通過不斷完善軟、硬環境，使重慶逐漸轉化為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前沿。”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履新重慶不久后作出的戰略性判斷。
　　重慶的開放，融合著超乎常規的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敢為天下先的開放模式創新。
　　“八小時出海”是重慶基礎設施建設目標之一，借助正在加速建設中的多條高速鐵路，重慶有望在五年內實現到長三角、珠三角、東南亞“八小時出海”。重慶更大的“野心”則是打通中國通往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國際物流大通道，借助這兩條非傳統的貿易通道，重慶力圖實現轉型為國際貿易型城市的目標。
　　中國內陸目前唯一的保稅港區、中國唯一的農村土地交易所、中國唯一的省級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些正逐漸成為重慶開放發展的利器，在逐步破解一個內陸城市開放發展難題的同時，也吸引了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青睞。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重慶正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和發展速度引領中國西部的跨越式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