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張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北京懷柔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年，并賠償北京市交通委員會路政局懷柔公路分局經濟損失1556萬余元，車主父子負連帶賠償責任。法院經審理查明，2011年7月19日0時許，34歲的張某駕駛一輛重 
　　型半掛牽引車運載沙石料，行駛至懷柔區寶山鎮寶山寺白河橋上時，因車輛嚴重超載110余噸致使該橋梁垮塌。
　　無論是全國性的治超行動，還是嚴懲因超載致橋梁垮塌的責任人，當然是必要的。但倘若僅將板子打向超載者身上，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可以說，治理超載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但是越治越超，這其中固然與“以罰代管”的治理模式有關，更為重要的是，與超載背后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連。
　　現在，物流成本“超載”，比起大貨車超載貨物嚴重得多。曾有統計稱：在中國，全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發達國家則是10%左右。
　　顯然，塌橋事故頻發，主犯實際上是畸高的物流成本。正是物流成本的“超載”，不僅嚴重推高商品的價格，影響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也讓我國治超行動陷入“超治越超”的怪圈。
　　國務院從去年6月份起，決定從稅收、土地政策、降低過路過橋收費和加大物流業投入等八方面著手，對我國的物流成本進行“治超”。只有重拳才能見成效：對不符合法理的物流制度，比如二級公路收費站，絕不能再設時間表，而應立即取消；有關物流的減稅政策盡快出臺；同時，對落實政策不力的官員，實行嚴厲的問責制度。惟此，才能給物流企業減負，也才能遏制我國經濟的“超載前行”。